机器人控制世界的开拓者

--记中国科大校友、通用汽车公司亚太地区首席科学家陈以龙博士

庞 剑 　 李 东

几年前就听人说起过陈以龙。当我们在谈论通用汽车公司在上海成功地生产“别克”车，并在竞争中击败了福特汽车公司时，有人说这是因为“通用”起用了几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他们对中国国情十分了解，而且人生阅历丰富。

后来得知陈以龙是他们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来到底特律北边的圣特.克莱湖畔，以龙的住所就在那里。从以龙客厅里望出去，圣特.克莱湖看上去象大海一样辽阔，对岸的加拿大若隐若现地出现在视野里。微风吹在淡蓝色的湖面荡起浅浅的涟漪，灿烂的阳光照射到水面闪着鳞鳞波光。几艘游艇架起了白帆在自由飘荡，而摩托快艇在潇洒地驰骋，湖面泛起一道道白浪。微风不时地将湖水的清新味吹过来，顿时令人产生一股远离尘嚣的感觉。

见到以龙时，与我们想象中的他有一段距离。原以为像以龙这样见多识广的风云人物会有几分锋芒，而眼前的他却十分温和谦虚，温文尔雅。尽管以龙到美国已经二十二年了，却没有一丝做作的洋味。以龙中等身材，头发乌黑，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青不少。在采访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发现以龙谨慎而幽默，思维敏捷，谈吐中透着沉稳和智慧。

(一)艰辛的少年时代

以龙1945年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以龙的祖上是福州的望族，在著名的福州“三坊七巷”享有盛誉。曾祖父少希公是清朝一品顶戴，曾任江苏按察使及钦差大臣出使欧洲。本生曾祖母杜夫人是北洋政府总理杜锡硅的胞姐。祖父承继了大量财产，但祖父长年赋闲在家，只会吟诗作画，坐吃山空，加上社会变迁，家道中落。以龙的外公曾经是上海南市及福州电报局长。母亲是外公的独生女，大家闺秀，知书达理，秀外慧中。

在以龙的童年时代，父亲在邮政局做事，收入在当时来说是十分丰厚的。以龙在福州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但他体弱多病，无法上幼儿园，全靠母亲在家里照顾，并适时给予启蒙教育。以龙对上幼儿园的小朋友羡慕不已。因为没有上过幼儿园的以龙在家里“囚禁”太久了，所以他上学以后就特别喜欢学习，就格外珍惜学校的时光。后来，父亲被调到福州附近的莆田县任邮政主任，全家迁到莆田。母亲在家里教以龙功课，龙功等身体好些后，就跳级插班。由于他天生好学，总明过人，学习成绩很快就名列前茅。

以龙从小学习就非常自觉，该温习的功课、该作的作业从来不用大人督促，如果要随家里出去做客或是看电影，他总是先都把该做的作业作完。他一上学就很快当上了班上学习委员，以后又当上了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小学毕业，他被保送到省重点中学莆田一中。这个中学以学生生活艰苦朴素，学习刻苦而远近闻名。以龙刚刚开始跨人中学，家庭却蒙上了一场大变故，父亲因为得罪了当地干部等原因而丢了差事，家庭生活一下子没有了着落。这样全家被迫迁回福州，而以龙暂时留在莆田，因为回福州一下子转学进不了好的中学。

父亲回到福州，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就在誉印社找到一份工作，收入不高。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母亲在福州郊区的一所幼儿园工作。在莆田独立就读的这一年是对以龙人生的第一个大考验。他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大多数同学来自农村。宿舍里是一个挨一个的双层铺，上铺睡个子大的，而下铺则睡两个人，一人一头，一人出被子一人出席子。以龙是城市户口，还有商品粮食供应。而农村的同学每星期都要回家，从几十里外的家里背地瓜干到学校作为粮食。以龙接触到下层社会的人们，自己虽然在经历一种磨难，但那些农村同学的生活比他更差，这也就增加了他克服困难的勇气。他更加奋发自强，以书本为伴。既克服了寂寞，又打下了苦读的根基，人生的孤独离他逐渐远去。

一个学期以后，以龙搭坐一辆货车，渡过闽江，回到福州的家里。那时以龙的哥哥已经考上复旦大学，母亲和妹妹住在郊区，而以龙为了在省重点的福州三中念初中，就和弟弟住在城里的老家里。母亲靠着在幼儿园微薄的工资独立抚养着以龙三兄弟和妹妹。以龙和弟弟在街道食堂搭伙，在食堂蒸饭，没有钱买菜，连青菜都买不起，几乎天天都是靠咸菜度日。只有周末的时候，才到郊区母亲那里吃点青菜。有一次母亲到城里看望以龙和弟弟，她看到兄弟俩吃二分钱一碗的酱油葱花汤。当她听以龙讲吃一半还要留一半给下顿时，母亲伤心得直掉眼泪。为了贴补家里，以龙在中学阶段一直勤工俭学，在课余时间、暑假里糊过纸盒，订过讲义，抄写档案，赚的钱一分不少都交到母亲手里。即使这样，以龙仍取得全班学习最好的成绩，还担任班干部等许多社会工作。老师们都很喜欢这个学生，同学们也都很佩服他。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以龙就幻想着自己长大了考上好大学，将来当科学家。这理想在整个中学时代都激励着以龙。这也使得以龙对生活上的艰辛甘之如怡。初三毕业时，同学们都认为以龙会被保送到本校读高中，因为他的成绩几乎是全年级最好的。可是他没有被保送，因为他家庭成份是“职员”，而被保送的是个成绩平平而工农出身的同学。以龙心中憋着一股气，心想三年后一定要考到名牌大学去。以龙成熟得早，为了鼓励自己，他居然刺破手指，手写血书“发奋图强”，然后把这四个大字挂在墙上勉励自己。

在整个高中阶段，以龙的学习成绩始终在全年级名列前茅。以龙虽然选的是理工科，但文科也很好，在高二及高三时，他连续两次获得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另外，他还当过班里班长及团支部组织委员等，他年年被评为全校三好学生。以龙业余兴趣广泛，喜爱音乐，文学艺术，口琴也吹的非常好。只是那时因为营养差，发育晚，一直到高二，以龙都几乎是全班个子最小的，体育上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1963年，以龙高中毕业时，成绩出类拔萃。福州二中的校长很高兴，就建议他报考中国科技大学。以龙对大学专业的设置不清楚，只知道科大是搞卫星、火箭、原子弹等尖端技术的名牌大学，就答应了。校长帮他填自愿，选择了化学物理为首选专业。以龙只知道化学物理是从事火箭发动机高能燃料研究，是尖端技术。当收到科大录取通知书时，以龙欣喜若狂，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以龙住的是三进的老式大房子，有许多邻居都看着品学兼优的以龙长大，平时在生活上都很愿意帮助他，现在看到以龙考上中国科大，都为他真心感到高兴。邻居们知道以龙家境困难，就自动凑钱，帮助以龙筹集上北京的路费。这么多年过去了，以龙回忆起来，还难以抑制感激之情。

以龙要北上读大学了，要去实现人生的梦想了，他激动不已，美好的未来在召唤着他。但以龙也舍不得离开母亲。以龙对母亲的感情非常深，他母亲出身名门闺秀，后却历尽磨难，独立将三子一女培养成人，自己再苦也不求人，答应了的事自己再难也要办到。所有邻居、亲戚朋友，有口皆碑，都钦佩以龙母亲的为人。以龙受母亲的影响，潜移默化，也继承了他母亲许多的优秀品质，自立自强，重诚信，有责任感，即使以后作出了一番成就，也照样谦虚谨慎、不张扬。

(二)求学“科大”--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1963年仲夏，以龙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母亲、弟弟、妹妹和同学们为他送行。母亲一直在流着眼泪，望着即将远行的儿子，心中悲喜交集。以龙却笑呵呵地跟大伙告别:_告别他的故乡，告别他的亲友，也同时告别他的过去，向着一个不知的未来进军。

以龙乘坐火车到上海时已夜半时分。走出上海火车站，整个城市笼罩在朦胧的灯光中，街道上有轨电车不时地传来“叮当、叮当”的铃铛声，在静谧的夜晚显得格外地清脆。上海对他来说十分新奇，即便在深夜他也感受到了大都市的气派。因为当时津浦线发洪水停驶火车，过了两天，他乘坐轮船到天津再转北京。在大海上以龙尽情地看着沙鱼在船尾跳跃、欣赏着火红的海上日出日落。他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心象大海一样宽阔和不平静。

科大在北京火车站设有迎新站，高年级的学生把以龙接上了汽车，在经历了几天的长途跋涉后，他只觉得头重脚轻。高年级学生介绍的科大情况提起了以龙的精神，然后他在车上就开始学唱科大校歌。经过长安街时，以龙眼睛一亮，他看见了天安门城楼和宽阔的广场，他顿时激动起来。这一切仿佛是在梦中。

考上科大是以龙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虽然以龙的入学高考成绩是化物系全班最高的，他也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更多的是庆幸自己幸运，他知道有几位成绩很好的同学因为成份问题而没有上成大学。能考到科大的人都很聪明，竞争也激烈。开始以龙还有点担心学习跟不上，第一节物理课上，老师一到黑板上就写起了微分方程，一下子就把全班给懵住了。但以龙很快就适应了大学的学习环境，他的成绩在班上始终名列前茅。

科大是中国科学家的摇篮，科大的学风也非常好。同学们出自内心对发展中国尖端科学充满热爱、自豪感及责任感，每一个同学都非常刻苦。科大非常重视数理化基础训练，以龙记得当年曾估算过，光是数学微积分的习题，就做了几千道。做大量的习题，对一些概念的深刻理解非常有帮助。

科大的校风十分纯朴，没有比吃比穿，连很多高干子弟生活都非常简朴。大家比的是读书，夜深人静的时候，教学大楼通常是灯火通明。当时流传这么一句话“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从来不开夜车的以龙听说科大很多人都开夜车，但并不清楚开夜车有多利害。有一次“五一”节他在天安门广场狂欢之后回到学校时，已经是子夜时分，但整个教学大楼依然是灯光通明。

一进大学以龙就当选为班上的团支部宣传委员，那时侯的政治气氛很浓，班上团支部的权力很大。难能可贵的是以龙有意见当面提，从不说大话和废话。即使自己受到被指责阶级斗争观念薄弱的压力，也不肯加入“整人”的行列。吃苦吃亏的事情，以龙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而宽于待人，所以他在班里的威信高，且人缘极好。在文革前，以龙年年当选为班干部。在文革中即使两派分裂得那么严重，不管哪一派的人都与他关系很好。在组织能力上，以龙在大学里受到了很好的锻炼。

大学里的伙食比起以龙在中学时吃的咸菜好多了。以龙高中毕业时体重才88斤，进了大学才真正开始发育，个子也长高了15公分。个子一长，以龙开始喜欢上了篮球。几乎每天课外活动时间都打篮球。很快他成了班上的五大主力之一，后来又成了系代表队。以龙平日里象个白面书生，要不是亲眼看他驰骋在球场上，很难令人相信他的娴熟球艺及虎虎生气。那时侯的他体力充沛得似乎永远用不完。有时跟外班赛篮球，五个主力从头打到尾还嫌不过瘾，赛完后自己班上再分开接着打。以龙的心脏及体能很好，他认为跟在大学的锻炼很有关系。这点与其少年的体弱多病，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也说明了天赋的遗憾，有时会被后天的努力所克服的。以龙酷爱音乐，尽管他学习、社会工作繁忙，他还参加了科大的管弦乐队，是个小提琴手。可惜那时不让拉“封资修”的练习曲及作品。尤其是文革中参加演出，整天拉的是红色娘子军及白毛女等样板戏或现代芭蕾舞剧。

人们都在忙碌着自己的学业，国家对他们寄予着很高期望。学校有许多规定，其中一条是不许谈恋爱。可是在二年级的时候，情窦初开的以龙喜欢上了外系的一个漂亮才女。她的才干、那优雅的神态和甜甜的微笑，在以龙心中激荡了整个大学时光。但在那个时代，他不敢有所表示，而将这份情感埋在记忆的最深处。这是一份遗憾的情感，但这股淡淡的美留给了他无限想象的空间……岁月如烟，三十年后他们不期而遇。一个早已在美国取得博士后留美工作，另一个也在欧洲拿到博士后留欧工作多年。没了当年的激情，却多了无限的感慨。还是把这段现代青年已经无法想象及理解的酸甜苦辣都送回到那如梦如烟、万里之遥的北京玉泉路科大校园吧！

那是一个极左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和观念都带着很强的时代烙印。有一次，同学们开会讨论一个问题：“公社的猪掉到洪水里了，你知道自己不会游泳，跳下去会死，你该不该跳下去？”讨论的结果会令今天的人吃惊：“跳，我们不应该考虑自己会不会游泳，而应该首先想到猪是公社的财产！”竟然人不如猪！

在文革中，以龙和班上的同学也响应号召“串联干革命”。以龙曾徒步从广州走到江西瑞金井岗山，甚至后来出生入死跑到四川彝族居住的大凉山。在那里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世上还有如此落后愚昧的地方。但是文革中的许多作法令人心悸，让昔日温馨朝气的校园气氛荡然无存。以龙看到系里一位留美归国的教授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挨过批斗后，每天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站在从宿舍楼到食堂的路边低着头请罪。以龙亲眼看着他这个大个子男子汉，眼泪一颗颗地往下掉，一颗颗砸在水泥台阶上，仿佛砸在他的心里。

一天夜里，以龙发现校园后面的宿舍楼乱烘烘的，原来一群人在拳打脚踢一个老师来探亲的老父亲，说他是逃亡地主，当夜被打成肺破裂死在那里。在大串联的火车上，以龙看到一个被一群中学红卫兵剃了阴阳头的女人，那女人眼睛里呆滞目光让人心悸。以龙回福州串联时，特地去看望他十分尊敬的老邻居物理教师，那时他也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批斗、关牛棚和拉板车。这一切让以龙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及反感情绪。乃至他后来亲眼目睹六七年在四川成都、重庆和南京的血腥武斗，甚至北京每一个大学里也都分成两派，昔日的同窗，今天以大刀长矛相向，让以龙百思不得其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这一切让以龙对政治有看破红尘之感，中国人斗中国人，亲人斗、朋友斗、师生斗，甚至自己跟自己斗，厌恶之余，他下定决心，自己这一辈子再也不与政治沾边！  

1968年秋天，以龙面临着毕业。他和同学们得知他们中的大部份将要被分配到工厂和农村基层时，就派代表去找钱学森和系主任郭永怀。科大化学物理系是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设制的，并由钱学森教专业课。这个班每年一共只有二十八个人，学习火箭发动机高能燃料，他们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希望，是未来的火箭专家和空间技术专家。可是钱学森当时也无能为力，他自己也在受批判。分配时，以龙班上绝大多数人被分配到基层和边疆，其中七个人分到大兴安岭伐木。以龙则被分配到洛阳拖拉机厂。

以龙和同学们情绪低落，对未来一片茫然。科大，这科学家的摇篮，今日成了他们的伤心地。这批中国的高才生们，这批中国的希望，这批可能会成为尖端技术的专家们，在他们生命最美好的时候，不得不舍弃美好的希望和奋斗目标，而步履艰难地走向前途渺茫的未来。但多年之后，每当以龙回忆科大这五年，他认为虽然最后两年在动荡中度过，但前三年的学习还是给他打下了坚实的数理基础。他学会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了自学能力和组织才干，并且也练就了一副好身体。他尤其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独立思考，保持良知……这校园里的点点滴滴，对他以后的生涯帮助非常大。

(三)蹉跎岁月

1969年新年刚过，以龙到洛阳拖拉机厂报到。

以龙刚到厂时还比较高兴，毕竟这是一个国营大厂，比起那些去大兴安岭和边疆的同学好多了。可是到厂没有多久，他就被分到铸造总厂的铸铁厂做模具造型翻砂工。那是厂里公认的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那里几乎没有干过十年以上的老工人，时间长了，多数人因为伤病而离开。干活的都是“臭老九”和从农村招来的临时工。

他们上班前要脱光全身衣服，只剩一条裤叉，再穿上厚厚的劳动布工作服，带上柳条帽和口罩。即使在盛夏也是如此。下班后再洗澡换回原来衣服。机器造型不象手工翻砂造型，不但劳动量大，而且流水线逼得工人八小时没有一分钟能停下来，连上厕所都要轮换着去。快去快回，因为到时一台翻砂机上三个人顶四个人的活干，手忙脚乱很容易出事故。车间里沙尘滚滚，几米外就看不请人影，矽肺是常见的职业病。那脏，那黑、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渗透到每一个毛孔里。化铁炉前的烘烤和炽热，使得工人们不断地喝水也不停地出汗。即使每星期都要用硷水煮洗，那工作服还是黑的不见劳动布本色。那上面汗水盐迹斑斑点点，重重叠叠，一圈套着一圈。车间里充满各种巨大的噪音，连对面讲话都得大喊大叫。工伤事故之多，手脚骨折是常事，怪不得其他工种的工人们连到铸造车间里转一下都不愿意！和许多工人一样，以龙的工作服外面束一根草绳，中午饭后在车间外面找个干地方随地一躺，安全帽也不脱，枕着一块随手拿来的耐火砖，哪怕是几分钟，也能睡上一觉。

即使劳动量极大，工种又危险，以龙并没有抱怨，想想他那些在兴安岭伐木及在黑龙江农村教书的同学们，他已经觉得很幸运了。以龙与工人师傅相处得很好，干活也很卖力，纯朴的工人师傅也时时处处照顾他。以龙与其他共同分去的“臭老九”们相处也是十分融洽，尤其是与同宿舍的室友们。他们下了班一起谈天说地、下围棋、自制煤油炉、凑份子买西瓜水果，周末半夜里出动抓青蛙。有一次，五个人出动抓了五只青蛙。回家的路上跑了一只，结果拿回四只青蛙用煤油炉煮了一大锅汤，其中的汤味只有天知道。他们还利用夏天天热，车间放假双休日到华山去玩。当年毛泽东在万人欢呼声中潇洒横渡长江的那一天，以龙他们五人正在华山西峰顶上。夜里在庙里过夜，五人挤在一起还冻得直发抖。要不是劳动实在太累，前途茫茫，这苦中作乐日子倒也过得下去。只是这日子越过越没个尽头儿，让“臭老九”们个个情绪消沉。

文革搞到七十年代，人们看腻了八个样板戏。物极必反，开始找“封资修”的东西了。只要哪个人想法弄到一点新鲜玩意儿，大家就偷着、轮着看。在这一个时期，以龙猎获不少西方名著，从耿更斯、莫伯桑、果戈理的名著到莱蒙托夫、普希金的诗集。或许是从他母亲那儿遗传，也或许是郁郁不得志的境遇使然，以龙对唐诗宋词也特别喜欢，手抄及背诵了不少经典。但这一时期以龙最投入的末过于拉小提琴了。他辗转弄来了霍曼小提琴练习曲，又手抄了不少名曲，拜了一位从天津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做老师。天生对音乐的爱好，加上现在又有了时间与条件，以龙这几年里对小提琴的投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了。每天都要拉上一两个小时，周末则更多，从舒曼的梦幻曲到舒伯特的小夜曲，外国的名歌到中国的新疆之春，二泉映月……拉琴对他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他陶醉在优美的音乐之中，暂时忘掉那茫茫前途的现实世界。他屏心静气拉出来的音色很美，也很有感情。当时住在拖拉机厂五号三楼里的“老九”们都很喜欢听。但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以龙毕竟还比较小心。在工厂宣传队里拉琴时，他绝对只拉排练的正统节目，不管别人怎么怂恿，他也不拉可能会招惹麻烦的洋调子。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蹉跎过去。有一天，以龙与一位亦工亦农的师傅抬着一铁筐焦碳，往翻砂造型流水线小车上推。因对方对现场情况不熟悉，没放正位置，结果小车推着铁筐往前走。顷刻之间，来不及躲闪的以龙的左大腿被夹在铁筐及身后的钢柱之中。当那位工人狂奔过去，按紧急停车按钮时，那铁筐早已被挤压变形，巨大的弹性将以龙弹出两米开外，以龙疼得昏了过去。工人们七手八脚地用板车把他推到铸铁厂医务室。打过止痛针后在等候从总厂医院派救护车来的时候，以龙清醒了过来。他躺着仰望着四周围着他的工人师傅们，一个个身穿又脏又黑的工作服，许多腰间束着本用来捆耐火砖的草绳。从他们满头汗水的脏脸上依然可以看到他们焦急的心情，以龙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悲哀与感激。不幸中之万幸，左腿骨没有断。“老九”、朋友和工人师傅们纷纷到医院看望以龙。人称老黄牛老工人出身的车间主任来看以龙，他坐在床边喃喃自语“这么好的小伙子，要是腿断了，叫我们可怎么交代呀？”。

以龙身体稍微好一点，他又回到厂里。由于车间人手不够，以龙还得去干翻沙，但他身体已经支撑不了这种强度的体力劳动了。恶劣的工作环境，加上倒夜班，白天大批判高音喇叭吵得人无法休息，以龙的胃变得越来越坏。终于有一天，胃溃疡大出血，以龙又倒了下去。这时，他已整整干了四年翻砂工。在病床上，对着万物俱籁，静谧的夜空，以龙陷入一阵阵的沉思：儿时的理想，大学时的抱负，难道就此东流？他于心不甘，他等待，他期盼……

到了1973年春，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由于照顾家庭两地关系，以龙被调到当时的武汉钢铁学院改行教电工学，专业方面从头学起。那时以龙分析了种种现实情况后，觉得自己要是死抱住火箭发动机这个本行是没有出路的，他认定搞电子这一行以后会很有机会。那时中国大地盛行“读书无用论”工农兵进大学用不着考试，靠得是推荐，甚至是走后门关系，中小学学生的文化教育只是有名无实，老师生怕抓教学挨批。在抓路线教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大批判中，谁潜心学习专业，不光是呆子，还是个说不定会挨批的异类。

但是以龙一旦作出决定就勇往直前，而且决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科大几年练就的扎实基本功，似乎在唤回他的自我。他心无二用，抱着当时清华大学新编的“晶体管电路”“半导体数字电路”等书死啃，他拿到一本专业书，自己计划要用多少天看完。每天就硬性规定要看多少页，出差在外也如此。不懂的地方，就请教专业老师。

一次春节期间，以龙从一位原来清华大学毕业的老师那里借到一本当年用过的“调节原理”专业讲义。过了两个星期，当以龙送还那本讲义时，那位老师十分惊讶：“你怎么这么快就看完了？”这是本厚讲义，可不是读小说呀！以龙没有告诉人家的是：实际上他几乎是足不出户，只用了从初一到初七的这七天就啃完了这本讲义。如此这般，以龙的专业知识增长得很快，虽然他过去从来没教过课，但他却很快的学会了根据工农兵学员的程度控制讲课速度及作到深入浅出。在第一次教电工课的期中教学评议中，学生们对他好评如潮，也出乎以龙自己的意料之外。为了学习可控硅新技术，以龙也旁听学校专为武汉钢铁公司办的可控硅训练班，学员是武钢的技术员甚至资深工程师。

主讲教师很快发现以龙这位名牌大学毕业生数学功底深厚，新技术学得快，就非要以龙当他这门课的助教不可。另外一门课的老师知道了，也要以龙当助教。结果以龙白天当这50多个学员的大班的两门专业课的助教，晚上自己提前学习这些对他来说也是崭新的东西，每天晚上搞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又要从武昌炮校住处乘公共汽车去红钢城，即使正常一趟也要一个多小时。那时武汉交通状况相当不好，“跑月票”上班非常辛苦。但这些对以龙来说，和当年在洛阳当翻砂工的日子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可是有意思，也有奔头多了。

那时的以龙还年轻，与工农兵学员们在一起，甚至分不出师生来。但他的学识与谦和赢得了工农兵学员及武钢技术员、工程师的尊敬。以龙与其他老师的关系也很融洽。他钻研业务，踏实工作，但从不争什么。更不参与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言碎语。但他又不呆，知识面广，对大事有头脑，也十分风趣。老师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时常会神来一笔幽上一默，说一些语意双关讽刺时弊及四人帮的话。听的人心领神会，笑的前仰后合。相知的同事们，喜欢在老师宿舍楼里吃午饭时听以龙讲江青等高层的小道消息。听他一字不差连标点符号也不漏地背诵传言中的周总理遗嘱，在那个年代实在既刺激又过瘾！当年以龙并不在意也不清楚自己在武汉钢院留下了什么印象。多年以后以龙在中国科大的一位同班同学也到钢院任教，他在不时地听到钢院的老师们津津乐道以龙当年的人品学识后，写信给以龙感叹道：“你做人做到这样，这一辈子也该满足了”

(四)把握人生机遇

上帝总是把机遇留给有准备的人。1978年中国开始招收研究生，以龙兴奋不已。当年在科大读书时就想读研究生，文革让他的梦想成为泡影，而今天这个梦想再一次在心中唤起。当时只有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等很少一些单位招收自动控制专业的研究生。以龙把科大当年学的数学、物理讲义又翻出来复习。他又自学在中国最新翻译出版的日本绪方胜彦的“自动控制论”，把书中所有的习题做了好几遍。科大打下的基础，给他现在的自学帮助很大。

当年报考研究生是要所在单位批准的。他担心钢院节外生枝不让他报名，就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个小时才去报名。在考试的前几天，他有些紧张，担心睡不着，就到医务室要了几片安眠药。他吃了一片，觉得不管用，就再吃一片。第二天考试前，他觉得身体支持不住，几乎是晕晕呼呼地走进了考场。考完的那一天，他去找一位医生看看是否吃错了药，这才发现，那药不是安眠药，而是降压灵！

没过多久，冶金部招出国进修生，以龙也报考了。

以龙终于收到了科学院的复试通知书，他高兴地跳了起来。再一次地争分夺秒和全身心的投入到复习之中。要进京参加复试，这在当年是需要得到单位的批准的。以龙给系里讲，系里告诉他系里没有权力决定，而学校党委开会做出决定：钢院需要陈以龙这样的老师，不同意他去参加科学院研究生复试。但以龙不愿意就此放弃人生的理想，他执意北上一博。就在上火车的前一刻，他给钢院打了电话，说一定要去北京复试，希望学校能支持。当年报考自动化所的考生有一千八百人，最后有一千一百人参加初试。而参加复试的有一百人，而最初录取名额只有八人。后来科学院看到报考人数太多，就扩招到二十名。

老天不负有心人，以龙复试考得很不错。复试完的第二天，考生被安排到刚刚完工的毛主席纪念堂去参观。但以龙告诉自动化所招生负责人说他不能参加，得赶回学校上课，其实他是马不停蹄地赶回武汉参加冶金部出国进修生的选拔考试。

冶金部先发榜，以龙被录取为出国进修生。不久科学院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也来了。这下以龙犹豫了，出国是非常诱人的，但毕竟是进修，没有学位。而他很想读学位，渴望着那闪着光彩的学位帽子，而且科学院自动化所又那么令人向往。想来想去，没法下决心，就去跟哥哥和同事商量。所有的人都劝他出国，有人还给他画了一个天平，一边是科学院研究生，一边是出国，而出国这边砝码的分量很重。但以龙自己还是倾向于读研究生学位。突然有一天，科学院来信通知要他参加出国研究生的英语考试。以龙高兴地跳了起来，他知道这种机会人的一生大概只有一次。以龙再一次全力以赴，在武汉最热的三伏天，打着赤膊关在房间里复习英语，从早到晚每天搞到半夜三更，借来唱片听英语对话。终于，以龙把握住了幸运之神赐予的人生机遇，他通过了出国研究生英语考试而被录取为中科院出国研究生。

1978年秋天，以龙来到北京参加中科院出国研究生英语培训班。五个班总共有一百多人。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洗礼后，选出了这批全国的精英。他们是这一代人的幸运儿，是胜利者。

出国培训地点就在中国科大旧址玉泉路，但科大早已搬到安徽合肥去了。以龙漫步在昔日的校园里，楼群依旧，只是面目全非。北京的秋天，瓦蓝的天空中飘动着淡淡的云彩。以龙感慨万分，十年前，同样在这个地方，当年的同窗在这里相聚、相散。他们有的奔赴大兴安岭，有的去新疆，而以龙则去了洛阳。当年大家情绪低落，前途一片渺茫。可是十年以后，以龙回来了。他庆幸命运对他的安排，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这辈子还可以读研究生，而且还是出国研究生，这一切就象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磨难以后，以龙的前面闪耀出灿烂的光芒。他倍加珍惜这个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英文。虽然他通过了研究生和出国考试，但在课堂里，面对美国老师的讲课，他仍然不知所云，目瞪口呆。他觉得自己的英文词汇仍是少得可伶。他心急如焚，拼命地想多记单词，每天硬性规定自己背50个单词，但是记了后面就忘了前面。晚上休息不好，白天头脑昏昏沉沉。这批全国的精英们当时住在原来科大附属的一个幼儿园的教室里，二十多人一间，双人床，条件比上大学时还差。晚上不停地有人开夜车后回来睡觉、又有人起夜。破烂的木地板几乎彻夜吱吱作响。他记忆力本来是很好的，以前看过报纸后，连一些数据都能清楚记住，可是现在他几乎什么也记不住。他真希望能有间小房子，哪怕只有两平方米的地方，能单独睡一个好觉。但是这些生活环境的困难，与出国念研究生的美好前景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批精英们个个争分夺秒地啃英语准备跨出国门。

1979年春天，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谈自忠教授到中科院自动化所讲学。谈自忠是国际自动化控制领域的权威，他要挑选两个人做他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在经过严格的筛选后，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以龙被选上了。

(五)首批中国留美研究生

1979年六月，以龙登上了去法国巴黎的飞机。以龙回首这些年走的路，仿佛像一场梦，他心潮膨拜，思绪万千。人生好像在大浪中不停地翻滚，在磨难与逆境中有人沉沦，也有人得到升华。以龙是后者。今天他在万米高空飞翔，要远离养育他三十多年的让他眷念的故土，而他的身上也肩负着重托和人们期待的眼光。

那时候中美之间还没有直航。以龙在巴黎机场小歇后，就转机向美国飞去。同机的共有二十五个人，而其中只有三个人是去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其他是进修生。他们三个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派往美国最早的研究生。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上空，从飞机上鸟暇美国大地，以龙十分新奇地发现，整个大地就象一片绿色的森林，镶嵌着一些彩色积木，高速公路象一根根银线把大地串起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留学生处的官员来接他们，并告诉他们，要让黑人帮你们提行李，给他们两块钱小费。他们拿到行李一出门，接他们的汽车就停在马路对面。这批中国人一看这么近，就自己拎着行李过马路去了，谁也不愿意掏这两块钱。上车后，官员训他们说：“你们多丢中国人的脸。”然后告诉他们在美国要提高警惕，以防美、蒋特务的破坏。

以龙在华盛顿呆了几天，他在大使馆里吃得很好，能吃上他以前从没见过的美国大芹菜和耶心绿花菜。驻足在国会山庄，美国政治中心的气派和庄严令以龙咋舌。以龙到超级市场去转转，商品丰盛得让他瞠目。以龙到白宫参观更是让他疑惑，美国总统工作的地方随便让人进去，要是有个亡命之徒怎么办？在中国，中南海可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圣地。以龙在住宅区街道旁看见一个个松鼠在碧绿的草地上自由自在的跳跃，他感到就象刘姥姥进大观圆。一个从落后国度出来的青年人突然来到世界上最强盛国家的首都，他目不暇接，一股巨大的文化冲击波向他袭来。要知道那是在1979年。

还没有等以龙对这股冲击有所反应，他又登上了去圣路易斯市的飞机。以龙就读于著名的华盛顿大学，学习系统控制理论。他走进学生宿舍，在今天看来简陋的宿舍，在那时他的眼中却象高级宾馆，里面还有浴室。他忍不住在席梦思床上躺了一会，觉得十分舒适。晚上以龙给国内写信，告诉他们一路上的见闻，并特地嘱咐在英训班的精英们，在巴黎机场上厕所是免费的，用不着担心。

紧张的学业马上开始了。尽管有英训班的强化训练，但面对教授的讲课，以龙还是觉着跟不上，整堂课象“坐飞机”。他把录音机带到教室，想录了音，回家后再来听。但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上课两个小时，可回家来回地听录音可能要七八个小时，他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时间。他在科大读书的前三年，虽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有些课程没有学过，比如<<线性代数>>。而在文革中十年很多功课都荒疏了，一切都有一种陌生感。如果学不好、学不下去被赶回国何以见江东父老？

谈自忠和中科院自动化所有个约定，如果以龙和另外一个学生表现好，他将继续招收中国学生并给奖学金，如果不好，以后就不再收中国学生了。后来哈佛大学在招收中国学生的时候还打电话过来问谈自忠有关中国学生的质量情况。自己学得不好，断送自己的前程不说，还影响一大批后面出国的研究生的命运，这不成了罪人了吗？以龙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以前他在科大读书很轻松，而现在他开始开夜车，每天都几乎到2点才睡觉。巨大的压力让以龙睡不着觉，从来不吃安眠药的以龙也开始吃安眠药了。

以龙拼命地努力着，每天的睡眠时间压得很少。他请教英语的美国老师把常用的专业单词录音下来，一有时间就反复地听。慢慢地英语反应过来了，跟上了上课的进度。第一个学期结束，他全部功课都得了A，这样以龙心里就有数了。心理负担一卸下来，就再也不用吃安眠药了。

当时以龙在华盛顿大学的学习是非常紧张的，每学期要修3门研究生主课，每门课都要做大量的作业和报告，尤其是碰上作计算机模拟程序，人就像铸在机算机的终端前，全神贯注，不眠不休。除此之外，以龙每周还要做20小时的研究助手（Research Assistant）的工作，这部分的工作实际上也与研究生自己的博士论文有关。与论文指导教授选定课题以后，要跟踪这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再千方百计创新搞出自己的成果。实际上这部分工作可能比修课更难，花费的时间也远比20小时要多。除了这两项已足以让每个研究生忙得团团转的修课与研究，以龙还承担了远比其他研究生更多的工作。比如，大学生“概率论”大班的教学助教（Teaching Assistaut，即TA）一个大班有多至150个的大学生，有4个TA，以龙是TA的头( Chief Grader),管着其他三个TA，改试卷，替教授代课，尤其到了学期末，考完试要在限定时间内把所有考卷改出来，更是忙的晕头转向。再比如，以龙还但任两个大学生的“自动控制”课的辅导，每个学生每周7个小时，这是一对一的补习辅导(Tutoring)。

还有，以龙的人缘好，被推选为中国留学生及学者联谊会的主席，这包括组织“十一”国庆庆祝活动、迎接新生、帮忙找房子、中国驻美使馆的联络工作、组织留学生聚餐和出外开车旅游，甚至留学生中有闹不愉快也找他帮助解决。在课余时间里，以龙还要帮房东老太太开车到超市买食品，打扫院子做卫生。到了秋天满院子的落叶要打扫干净，装进大塑料袋，每次都要花2至3个小时的时间。所有这些都足以让一个三头六臂的人忙昏头，但以龙读书做工作效率高，办事利索，忙而不乱。他当年在国内特别是在科大期间，当学生干部培养出来的组织能力在异国他乡又一次得到了发挥与升华。他以身作则，但又发动留学生大家公平合理的来分担任务。他在华大留学生中立了许多规矩。比如说，第一年受别人接机帮助，第二年就要轮到他帮助新生。以龙是华盛顿大学中国留学生中第一个学会开车的。许多人都要学开车，以龙就教一个人，但要求他以后要教会另一个人，依次类推。

以龙生活有规律，每天夜里两点睡觉，早上如无例外，9点半起床，喝一大杯牛奶，拿上自制的三明治午餐，半小时之内就出门到学校去了。中午无固定吃饭时间，碰到机会见缝插针，三两口就把三明治吃了，这样马不停蹄地忙到七八点钟到家，热一点饭菜，或下一碗面条，三天做一次菜，做一次吃三天。也是奇怪的很，也许是因为常年吃牛奶的关系，以龙的胃病到了美国之后竟不治而愈了。尽管每日从早到晚的忙，他的身体就象当年在科大一样，越来越好，精力充沛，充满了活力。

作为研究生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毕业论文了。他从资料上读了许多机器人控制的文章，这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这时，世界机器人控制界的泰斗Bejczy博士来华大讲学。Bejczy博士在美国著名的国家喷气推动实验室(JPL)工作，是机器人控制的先驱。最早的机器人“动态模型”是他发现的。以龙很受启发，想跟Bejczy搞机器人控制，Bejczy也鼓励他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1982年夏天，以龙回国探亲。他把自己的一些初步研究成果资料随身带上，在途径洛杉矶的时候，特地到喷气推动实验室找Bejczy博士，希望得到他的指导。以龙当时持中国护照，不能进实验室这样机密的地方。Bejczy就在门口会客室接待了以龙，两人讨论了三个小时。Bejczy教授给以龙指点，使他茅塞顿开，真有“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之感。以龙提出想请Bejczy与谈自忠教授一起当自己博士论文的导师。面对这位思维敏捷而又勤奋的中国人，Bejczy欣然答应。

以龙在机器人控制领域翱翔着，他惊奇地发现如果把微分几何引进到机器人控制中，那么机器人的控制精度与速度会提高很多。微分几何是十分深奥的数学工具，搞工程的人极少有人懂得这个领域。在机器人控制中，经常会遇到非线性的问题，而非线性求解是十分困难的事情。通常情况下，遇到非线性问题，就会在局部小区域内“摄动”将非线性问题线性化，这是一种近似解，这种方法很有局限性。可是引入了微分几何后，就可以设计一种非线性反馈，这就把过去复杂的非线性问题线性化了，而且是一种精确解。这在机器人控制领域是一个重大突破，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空间。以龙的研究很快引起控制界的注意，在他将论文初稿送到杂志还没有正式发表时，就有不少人来索取论文。等他毕业以后，美国搞机器人控制的很多大学向华大索取陈以龙的博士论文。后来，以龙遇到了不少工程界同行，他们开玩笑地告诉以龙说他们看以龙的论文象看天书。1984年，以龙以杰出的成就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机器人的非线性反馈及控制>>。1987年，这项突破的成就获得美国航空及太空总署(NASA)的新技术发明奖。

在华大期间，以龙分里分外做了许多工作。让留学生们佩服的是，以龙不仅门门功课得A、研究课题做得好，而且人缘好、威信高。不但在留学生中如此，以龙与美国房东老太太及美国邻居们也相处十分融洽。房东老太太十分喜欢以龙的诚实和勤奋，她自己不能开车了，就把自己的小汽车送给以龙。以龙当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房东老太太住到老人院去，以龙还经常去看望她。老房东的房子要卖掉，以龙没空找房子，美国邻居主动上门邀请以龙去住。以龙在第二个房东家住了一年，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一直保持联络。以龙离开圣路易斯后的第十五个年头，房东老太太的儿子因病去世，以龙专程开了十个多小时的车子到圣路易斯去看望安慰她。以龙自己对华大的这一段留学生生活也十分留念。他觉得在这一段期间里，他身心愉快，强烈的求知欲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中国的传统文化加上西方的现代知识与思考方式，让他的视野大为开阔。

(六) “通用”英才崭露头角

毕业后，以龙想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并取得一些实际工作经验。以龙申请了AT&T的贝尔实验室、通用汽车公司和威斯康星大学。结果三个地方都要他。他不太想到学校教书，就放弃了威斯康星大学，但在选择贝尔实验室和“通用”之间犹豫了很久。贝尔实验室在学术上地位很高，而“通用”既研究机器人又生产机器人，又是世界上使用机器人最多的地方。“通用”和贝尔实验室争着要他，对他在控制领域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以龙决定选择“通用”后，贝尔实验室人事经理还打电话到学校找谈自忠教授，希望他说服以龙去贝尔实验室工作。但谈教授让自己的弟子选择。这样以龙最后选择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1984年，以龙来到通用汽车公司在底特律大都会的研究与开发中心，担任高级研究员(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负责机器人控制的研究。机器人用得最多的地方是在汽车领域，比如焊接、喷漆、密封等等，这些地方对机器人精度要求很高。传统的方法是用解析的连续数学模型去设计机器人的控制系统。但在实际的机器人控制中，因为每一个数据采样期间传感器的反馈，计算机的计算等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来完成，所以系统是离散的，而不是连续的。要作到精确地控制机器人，其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精确的机器人离散数学模型。由于关节自由度大机器人的数学模型是非常复杂的，离散模型推导更是十分困难。通过努力，以龙成功地推导出了机器人离散系统模型，并基于这个模型采用了离散型的“滞后_超前”控制，使机器人的速度及精度得到大幅提高。以龙成功地打响了到“通用”以后的第一炮。

机器人的模型十分复杂，机器人控制的关节有几十个参数，怎样调节这些参数很重要。但调节这些参数是非常复杂费时的。以龙潜心研究这个问题，发明了一个自动调节参数的最优化的方法。这样把耗时耗力的参数调节变成了自动程序。由于他杰出的成就，1988年，以龙被提拔为主任研究员(Staff Research Scientist，即“通用”八级)。在“通用”里能够做到八级这一级的人不多，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做到退休也达不到这一级。公司对这一级及以上的经理和高级技术人员提供很优越的条件，比如提供公司的轿车作为私家车，而且每三个月换一次新车。

在汽车开发的过程中，经常要做泥巴模型来帮助设计汽车的外形。尽管现在汽车的设计和分析很多都可以靠计算机来完成，可是真正对外形设计进行评估时，通常还要做实体泥模。因为在计算机屏幕上看上去很好，但真正加工出来的模型不一定是人们期望的那样。由于制作用于冲压的金属模具非常昂贵且费时，任何差错都会引起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在汽车新车的开发设计过程中，制作泥模仍必不可少。而传统的泥模制作是手工的，不但费时，且难以与计算机的数学模型相对应。

以龙发明并设计了一套机器人实时控制系统，利用这个系统，设计人员可以很方便地在计算机终端上用CAD（计算机辅助设计）设计新车型，而这套系统能自动控制机器人按照计算机的图像将新车型泥模制作出来。节约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及费用，大大缩短了新车型的设计周期。这在当今世界上激烈竞争的汽车领域，为提高公司的盈利及竞争能力影响极大。这种与CAD配合的实时机器人控制系统不但在当今工业界是首创，而且在学术界机器人控制领域也是一项重大的突破，它将传统的机器人有限点的示教控制法（Teaching by Doing,用于点焊及喷漆）提升到能直接接受CAD数学曲面加工指令的智能型控制法。尽管“通用”出于保密竞争的需要而限制研究报告对外发表，但通过在机器人及自动化年会上发表的一段短短的不足三分钟的录象带及有限的专利资料，这一发明仍在机器人学术界引起了轰动。1995年，以龙又进一步被“通用”提升为资深主任研究员(Senior Staff Research Scientist, 即“通用”9级)。

以龙的另外一项成就是机器人实时喷漆智能控制。他发明的这套机器人喷漆控制系统被“通用”授予公司的商业机密（Trade Secret）。这是公司为了保密而设立的一种不对外公开的公司内部“专利”，因为公开的专利也可能被人模仿。这项发明已经在通用的“卡迪拉克”及“别克”等高级车生产线上采用。

以龙的成就在“通用”内部是出类拔萃的。他于1997年获得“通用”总裁奖，这是奖励对公司作出最重大贡献的团队及个人。2000年以龙获得“通用”McCuen成就奖以表彰他在工业界创造了“喷漆智能设计的机器人”，McCuen奖是“通用”最高的应用技术成就奖。同时，他还获得PMQH杰出质量贡献奖。2001年获得GM FHI技术合作杰出贡献奖。以龙在工业界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他也活跃在学术界。自从他的博士论文有关机器人的非线性控制发表以来，他一直走在机器人控制领域的最前沿，成为著名的机器人控制专家。他几乎应邀到过美国所有研究机器人的一流大学讲演，如麻省理工学院MI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卡内基梅龙大学，洛萨拉摩斯美国国家实验室和圣地亚美国国家实验室等。1993年到1995年，他担任了IEEE《机器人及自动化协会杂志》的编委。在1986，1990，1991、1993，1994、1995、1999和2001年担任IEEE机器人自动化国际年会分组主席。他参与并组织了许多国际学术会议。

1999年，由于以龙在机器人控制界的卓越成就，他当选为IEEE的院士（IEEE Fellow）。在机器人和自动化领域，1999年全世界总共只有三个人当选。IEEE是著名的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学会，在全球有几十万会员。为此，“通用”特地发表了新闻消息。在四十多万通用雇员中，九级以上的顶尖高级技术人员总共只有二百多人，而其中有院士(Fellow)头衔的只有十几个人。而在机器人及自动化领域，“通用”只有以龙一个人是院士。

(七)“通用”中国首席科学家

八十年代末，中国的许多学校、研究结构和企业知道了以龙在机器人控制及自动化领域的杰出成就后，纷纷请他回国讲学。自从1991年以来以龙几乎每年都回中国去。他应邀多次到清华、交通大学和其它国内一流大学及科学院相关研究所讲学。他担任了华中理工大学的顾问教授、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的顾问研究员和许多企业的顾问。他到上海汽车公司及二汽去讲学，把美国及世界上的新技术介绍到国内。国家科委、教育部、机械部等政府部门对他也很重视，这些对他以后接受“通用”重任外派在中国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九十年代初期，“通用”在中国有了一个办事处，当时只有十几个人。到了1994年“通用”发现了中国市场的的巨大潜力，决定启用对中国业务和技术都熟悉的人选，这时以龙开始涉足中国“通用”在中国的业务。

1994年夏天，国家科委邀请陈以龙回国参加“第一届二十一世纪可持续发展高级圆桌会议”。这个会议是由国家科委和计委联合主办的，邀请世界各界知名人士讨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中国的未来。“通用”总裁杰克.史密斯先生和陈以龙都在邀请之列。史密斯先生在会上发言，对中国做出了赠送电动车、和中国共同开发先进汽车技术等承诺。同年11月，“通用”派了一个七人代表团携带当时最先进的“大冲击”电动车到中国，以龙是成员之一。在与中方的交往会谈中，“通用”对以龙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处理问题的能力及与各界人士的密切关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5年通用最高层做出了战略抉择，大举登陆中国。“通用”决定将以龙调到“通用”中国部，全面负责技术开发和协作。1995年8月，他来到北京被任命为“通用”汽车公司中国首席科学家兼任技术发展及协作总监。在中国“通用”总裁施雷思和“通用”副总裁杨雪兰的领导下，负责三个方面的工作：1）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及交流，包括众多的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谈判及技术管理；2）筹划、谈判并建立“通用”在中国的技术研究院；3）建立及发展与中国政府相关部委、学术界及工业界的友好技术合作关系。

具体来说，首先建立了“通用”与国内各重要部门的研究和开发机构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从1994年几乎是一张白纸到以龙1998年离任时为止，在与汽车工业有关的各种学科中，“通用”已与几乎所有中国国内著名学府、科学院单位、各部委的研究所及国弹23478家重点实验室等，建立起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友好关系。其次是建立及扩展了“通用”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交流及协作的路子及模式。这包括与国家计委、国家科技部（原国家科委）、机械总局（原机械部）、环保总局、中国汽车研究技术中心及重要省市部门所保持的友好关系。这也包括联合举办各种技术交流及专题技术研讨会。与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联合设立“GM_中国科技成就奖”以表彰中国杰出的中青年科技人才。

另外，经以龙筹划、谈判，在北方与清华大学，在南方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成立了技术研究院，等等。所有这些，都对加强通用在中国形象，争取上海别克轿车项目，及今后“通用”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对以龙自己来说，他自己觉得他的一大收获是加深了对“通用”整体的了解。过去做研究虽然钻得比较深，但对整个公司的运作并不了解。经过这几年的对内对外打交道，他学到了不少协调运作和谈判的技巧，同时也开阔了思路，对技术如何影响公司的运作与经营有了整体的认识。

做为一个美籍华人，既要代表美国的公司利益，又要兼顾同胞之情，那么以龙在代表“通用”与中方谈判时是如何把握这种微妙的关系呢？以龙觉得华人在中国工作，既有有利条件，又要正确处理好这种微妙的关系。否则可能两边都不落好。同胞骂你是“假洋鬼子”，而同事“真洋鬼子”又要问你屁股坐哪一边。“通用”与中方政府，工业和学术部门既是合作伙伴关系，又是谈判对手。在谈判过程中，又会有很多回合，峰回路转。再加上“通用”自身有很多部门利益集团。既要保护“通用”的各方利益，又要与中方诚挚、坦率和友好协商把事情办成，有时确实难度很大。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以龙的尺度又很简单，即保证所有的合作都是互利的，即所谓“双赢”(Win_Win)。“通用”在资金、技术、管理方面有优势，而中方有市场、资源、和人才，所谓优势互补。以龙认为任何损害某一方利益的合作都是不明智的，也是暂时的。在合作的过程中，以龙与中方合作伙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作为“通用”的一员，以龙引以为豪的是，投资15亿美元的上海“通用”别克轿车制造厂高速高质地建成投产了，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厂也是中美间迄今为止最大的单项投资项目。1998年12月17日，第一辆“别克”在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开下生产线。“通用”总裁杰克.史密斯先生和中国领导们盛典为此剪彩。史密斯总裁脸上荡漾着欢快的笑容，高兴地与以龙合影。无数的镁光灯闪起，记录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八)梦在继续

1998年底，“通用”在中国的业务已经进入正轨，以龙被调回到“通用”总部在底特律的技术中心，同时被提升为“通用”研究开发及计划亚太区首席科学家，负责“通用”在亚太地区的技术协作与开发，特别是与“通用”在日本的合作伙伴的技术协作，利用联盟技术的优势和资源以便加强公司的竞争力。他象一个飞人，穿越在美国和亚太地区之间。“通用”亚太区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及东南亚多国，甚至还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以龙工作面很宽，特别是日本的汽车技术他需要很多的精力加以关注。但对于中国，以龙仍然倾注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以龙对中国的汽车发展十分关注，当今中国汽车行业领导人的素养和近年来汽车工业的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到了中国汽车工业光辉的前景。“通用”汽车公司和上海汽车公司在上海联合成立了“泛亚技术中心”，以后新车型的开发就期望“泛亚”来做。以龙希望在中国不仅能生产最好的汽车，也能设计开发出世界上最好的汽车。

由于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工作上的关系，以龙跟几乎所有的中国重点大学都有过联系和某种合作，可惜前些年与科大母校的联系倒不多。一来科大没有汽车工程相关学科，二来科大地理位置不是很方便，他非常遗憾没有与科大更多联系合作，为培养自己的地方去回报一份赤子的心愿。前不久，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向陈以龙发来邀请，聘请他做“专家评议委员会”委员。以龙愉快地接收了邀请，他计划以后每年都回母校去一次，去回馈那一片热土。

四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了，我们依然沉浸在以龙所走过的时空之中。窗外是一片淡蓝色的湖水，这湖水通过底特律河，流向大西洋和太平洋，流向他生长的故乡。这位当年闽江畔的一个少年，即使在最困难的逆境里也没有放弃他的理想，凭着他的坚韧不拔与奋斗精神，现在已经成为机器人控制界的权威和“世界500强”(Fortune 500)最大公司的技术栋梁之才。他的梦一个个地在实现。但他还在遥望着故土和母校，在他的心中又升起了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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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庞剑：1996年获得俄克拉荷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机械工程博士，现任福特汽车公司高级工程师 。

李东：1980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95年获得新泽西州立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机械宇航系工程博士学位。 现任福特汽车公司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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