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TC Alumni Foundation -- Interview

吴：我72年高中毕业，正值邓小平复出，因为安徽中学教师不够，于是从文革后第一届高中生挑选民办教师，在芜湖从3600名学生挑选了120名左右。这批人考试录取后集中到师范学校强化训练半年多，我在数理班受训，分去教初三化学。我们遇到最乱的时候，讲台并不安静，学生很闹。74年黄帅就出来了，认为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外语。，但好学生也很多，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生们跟我有联系，大学放假回家他们都来看我，一直到我出国联系才中断了。教书对我考上科大很有帮助。很多高中同学成绩很好，到农村呆了几年，很可惜把知识荒废了。

筚路蓝缕，凿壁借光

刘：你55年出生，是773的老大。80年你获得了首届郭沫若奖学金，证明学习上也是老大。当年77级科大学生中个个能力非凡，您怎么超过所有人？

吴：年龄上我是老大。我这辈子很幸运，小学我上的是试点班，芜湖只有两个班，课本从北京运过来，数学和语文老师都是最好的特级小学教师，我受到了完整的小学教育^_^。我高中也很幸运，因为科大下迁安徽，占了合肥师范学院地盘，合师的教师下放到中学。我的化学、语文老师是合肥师院的大学教师，数学老师是安徽师院的老讲师。我运气比较好（笑）。学习上我得益于自学，我教书时自修过大学化学教材，和小同学相比我相对有些优势。从中学直接过来的自学能力要欠缺些。我算是学习成绩不错，差不多是4.0，记忆中，在科大的全部考试和测验中，好像没有低于90分，也许忘了考的不好时候。

刘：这可能是很难打破的记录。我注意到您还在很多其它场合提到“成绩归功于科大”，显然您在科大学习与任教的经历是愉快的，能否请您回忆在科大建立实验室开展研究的情况？

吴：我很喜欢科大的环境，文革后国内还很强调政治挂帅，科大非常宽松，几乎没有政治活动。管理也很宽松，科大老师很年轻，讲课之余也和我们聊天。我们经常到马兴孝等老师家去闲聊，他说话也很风趣，学到不光是专业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我办公室挂着的条幅“做人，治学二者缺一不可，但首要是做人，其次才是治学”。这句话最早从马老师那儿听到的。

回科大主要是由于俞书勤和何天敬老师（化学物理系系主任）的帮助和邀请。俞老师时任化学院院长，为化学院发展尽了全力，我相信科大发展史上会留下他的名字。举几个例子：朱校长是俞老师请回来的，他得知朱老师有意离开大连化物所就积极运作把他请回来。俞老师知道刘有成院士可能回家乡（注：刘有成院士是安徽舒城人），就积极操作。引进人才做起来需要两边沟通，跑断腿才能做成。要不是俞老师的帮助，我不一定能回来。十年前，内地还有很多麻烦手续，我在香港也刚刚起步，压力很大。我没有精力面对的事，俞老师都帮我做了。杰出青年基金申请书，都是俞老师帮我弄的，包括打字。科大的房子，何天敬老师和他夫人张老师帮我购置家具、床和其它很多东西，还有其他老师，年轻的何卫东和梁好均老师以及学生们也帮了我很多。我真的很感激他们。学校给了很大支持，我没有实验室，朱校长从他实验室借了间房子给我；我没有钱买激光，用的是他的激光。我起步完全靠他们支持。今天我实验室条件很好，无论是实验室面积、设备都要比香港好一倍以上。

刘：地方比香港大，这很容易想象，但设备也更好么？

吴：很多人都不容易想象，事实上香港条件很受限制，这绝非我个人情况。如今香港高校跟国内比没有优势了，仪器设备不比国内强，学生素质，香港永远比不上国内，就像如果科大只能在合肥招生，肯定要完蛋。我在香港实验室只有90平方米，科大给了我近200平方米。目前香港唯一优势就是这批教师，比国内平均水平高，

刘：虽然有条件限制，但香港高校一直以高薪吸引优秀教授上钩，很多人发现港元魅力无法抗拒。

吴：这是十年前的事实，这两年工资削减10％，此外很多福利砍掉了，包括住房和教育补贴。在香港没有住房补贴，工资再高也没有用。香港不再能吸引好人才，靠的是以前的人才，这些人不走，香港高校将还有十到十五年的时间，以后就会有危机。

刘：90年代港科大与港中文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神话，这两所据说要合并成“Chinese Univ.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大学。虽然您不看好将来，但香港高校曾经的辉煌，除了高薪吸引人才，有什么指得国内高校借鉴之处？

吴：关键就是在92年以后这十几年吸引了人才。我很幸运，经历了这个过程。香港从九十年代才有基金，我跟着这个过程起来，看得很清楚。除此之外，我们从来都没有很多钱，从来没有。过去五年国内已经迎头赶上，吸引力已经大了，不够的地方在于工资水平较低。香港高校崛起确实在于福利高，各种补贴占到工资的50％。

我刚在南京参加国家重点实验室复评，发现99至03 年这五年国内实验室突飞猛进，文章数目上了一个平台，再多也没有意思了，这些实验室SCI文章都是500多篇，每年100多篇，国际一流杂志文章差不多也是一年20篇左右。后退五年看，所有实验室几乎都很少，一流杂志上文章更是没有。这个进步确实惊人，

刘：您在国内研究已经顺利开展了几年，也当选院士，既然国内条件突飞猛进，您会不会全职回国工作？

吴：有可能。我初步设想是孩子大学毕业之后。我想五年左右会做最后决定。

刘：很有可能是科大吗？（吴：对。）我想科大期待着您。

吴：当时我回科大条件并不太好，关键要看学校、学院领导是不是从学校发展考虑。如果领导只关心自己实验室、自己的方向，那事情就麻烦了。院长、系主任需要考虑的是整个学院和系，校长考虑的是整个学校。像俞老师把我们请回去，和他的研究没有任何关系：刘有成教授做有机合成；朱清时教授做选键；我做高分子物理。他把我们这些人弄回去还不是为了学校？如果不这样考虑，我看会有问题，就是在的人也会走。

家在石溪

刘：您是82年到美国留学，作为大陆文革后最早赴美的本科毕业生之一，您能否介绍您在石溪求学的情况？

吴：我在石溪七年，那就像我第二个家乡，我太太也在那念书，两个孩子都在那里出生，对石溪的感情，我无法形容。但跟科大比，印象却不比科大深，因为做研究忙忙碌碌，很快过去了。

在石溪念书时，阴错阳差学到这一行。赴美前我学化学物理，高分子一个字都没有学过，来了之后开始想学氮化学，我们真的是想回国，我不是说大道理，我真的是想学完了就回国。后来发生其他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有机会和去年拿诺贝尔奖的劳特玻做研究，但他做核磁共振，设备要100万美元，1982年，这在中国是天文数字，我想跟他学了之后，回国我什么也做不成！于是放弃，准备学氮化学，这种经典方向只要有玻璃、管道就可以了。朱鹏年教授（Benjamin CHU）当时是系主任，找我谈话提醒我这个题目太老，希望我仔细考虑，我曾想选分子光谱，最后选朱先生做导师，这是歪打正着，因为他的东西介于化学和物理之间。朱先生和学生们都知道我一直要回去。我们有次在朱先生家吃饭还争起来了。朱先生为我说了一句话：”爱国主义并没有错“。毕业后导师留我做博士后，这很少见，因为一般不在本校做博士后，我也愿意留一段，因为太太还没有毕业。我做了两年的博士后，朱先生对我说要回国可以先申请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我们无法预见今天，以为回国后到欧洲机会很少，所以我想回国前先去德国呆一年。我离开美国前，朱先生特地请我吃了饭，他说，“实验室的门，永远对你打开；要是回国不顺利，你随时可以回来”。他的话我记得很清楚，但心里并没打算再回去。

十年风雨，回国路漫漫

刘：您曾经在德国BASF公司工作过，这对您今后研究有何影响？促使您回到学术界的原因是什么？

吴：为什么要回到学术界的问题，是因为我不想做完全应用的问题，回到学术界我可以做基础研究，以及那些来自应用中的基础问题。我以洪堡研究员身份去公司，可能是洪堡研究员中唯一为公司工作的。我很感谢我的洪堡研究导师Dieter Horn博士，他是部门主管，是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后，以前做的就是我这一行，对我非常关心。在公司经常都要写报告，我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写作不多，他还常常帮我修改报告的英文。很不幸的是他去年去世了。我将终生记住他给过我的帮助和鼓励。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运气很好，尽遇到好人。

我1989年5月30号离开北京，刚到德国还在旅馆我就听到电台新闻，知道北京出事了，看了电视我才相信。我并没有想一年后不回国，但年底发现调子有些不太对，只能推迟回国，想返回美国，但是公司对我说，如果你要回家，我们不阻挡；如果回美国，为什么不留在我们这里工作呢？我认为德国工作签证非常难拿，或许比美国要难拿十倍（现在容易些），他们回答，那是公司的事情，就帮我办工作签证。公司说这个位置的人才整个欧共体找不到，甚至准备好了，要把官司打到联邦法庭。

这中间有个插曲，公司董事会成员约见我，我们级别相隔四层。我的组长在公司十三年，从来没有和董事单独谈话。这次谈话让整个部门和组里都非常紧张，我要出了漏子，他们脸上没光。当时我差不多是他们整个研究部门，1000多个博士中唯一正式雇佣的东方人，董事会不太理解部门为什么要雇佣一个中国人。德国和美国不一样，进公司后通常不能解雇，所以非常谨慎，最后董事会对我还算满意。公司人事部门研究人员主管见我，也觉得手续很难，想钻一个空子，因为当时德国政府给中国学生“六四”特殊签证，如果走这条路，签证会很好办。我一下子给他顶回去了。不是跟爱不爱国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他冒犯了我，我原话是“You have a job open。 I think I am the best person to fit the job. You only need to concern whether I am the best to fit the job. Whatever happened in China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y job application”。他下不了台打圆场说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就好，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工作，跟政治没有关系，您只要考虑我是否称职。

在公司里我很幸运，我的小组和部门两级主管，原来都是从我这个位置晋升的，作为同行，他们欣赏我的工作。如果管理层不是你这一行的，你做得好他不知道，想表扬你都不知道如何做，因为他不懂。这已经是最好的状况，如果他不懂，还要指挥人，那你只好受罪。我想今天在公司工作的许多同学们一定在这一方面感触良深。我的两个经理都很懂我这行，我能做出来的东西，他们做不出来，他们心里有数。他们对我很好。工资也很高。连续两年的晋升，我都是最高的一等。我跟他们像朋友一样，离开BASF时，我告诉他们，我想抱怨都找不到理由。离开时。他们也很理解支持。按照公司规定，我要提前两个季度通知。虽然我非正式的打了招呼，但我提前两个月才拿到签证，他们批准了我的辞职。他们其实正需要人，离开两年之后我回到公司，我的办公桌、电话都仍还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他们当时完全可以卡我，从这个角度，我很感激他们。我离开的道理很简单：我不能接受一辈子给别人做事这一事实。

刘：所以香港只是你回国的一个跳板而已？

吴：当时这是最好的compromise。人不是生活在真空，我有两个孩子，我希望他们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如果在德国长大，从思维到语言，他们会成为完全的德国人；在美国也一样。但别人还把你看成中国人。我不希望这样，你说我不是美国人，我丝毫不委屈，我本来就是中国人。孩子不这样看，他会觉得我在这里长大，为什么不是美国人？我现在发现当初设想的效果达到了。

我想广义和狭义上都为自己工作。广义上说，是在这块自己的土地上，我很感激我的太太。不是她支持的话，我也很难回来。你知道很多人不能回来，是因为（刘：太太不乐意）。我太太很理解我，她说：“我知道你不回去，死不瞑目，与其如此，不如我们回去”。（刘：所以你太太做了很大的牺牲？）也不是很大，如果不是我，她回国愿望不是那么强烈，因为她家里受过迫害。她运气也不错，很快就在中大找到一年的教师的位置，第二年就在浸会大学找到教职。这里，我们还要谢谢中大化学系许多同事，特别是黄乃正和欧阳植勤教授的帮助。

刘：如果没有那年的风波，你是不是回了大陆？

吴：出事之前我就到科大、北大、中科院化学所参观，安排了报告。结果报告全部取消了。当时我在芜湖老家，同学告诉我，火车不通了，因为学生强行上车。我赶快买飞机票，乘飞机从南京飞北京，我父母在北京送走我，就不能回南京，因为出事了。否则我真的回去了，十有八九回了化学所。（刘：你是化学所的荣誉研究员）。对，他们请我时，我并没有评上院士。我感到受宠若惊。

刘：作为亲历那段风雨飘摇岁月的人，你怎么看待那年的风波？

吴：很多在外面的人并不了解此事，我回京之前在芜湖，政府全部瘫痪，完全不管事，大家都不知道北京会怎么样。很多人在街上辩论，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因为文革开始就是这么样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遇到一块就开始辩论。我在工人俱乐部门口，看到有人有不同意见，有学生就打他，不能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当时民主搞得有点偏了，我个人观点是事情不应该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到了最后，已经没有选择。

研究是房间里的舞蹈

刘：工业界有人认为即使是有名望的教授中，都有一半满足于找一种高分子材料，有些自圆其说的优点，对于实用性、可制造性以及成本毫不在乎，您如何看待研究的应用性背景？

吴：你的问题很好，我在工业界工作了三年，完全不是浪费。这开阔了我的眼界，拓宽了我的知识面。BASF公司有三千多种产品，从化妆品、仪器、药品，我都接触过。我回到学术界之后，我选题和纯粹学术界教授不一样，我还是有兴趣做些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回科大后，BASF公司一直对我的项目有兴趣，先后给了我接近两百万的支持。（刘：你给他们什么回报吗？）很多人是帮公司做事情。我倒过来，我只是把我的研究计划给他们看，如果有兴趣，就给钱；没有兴趣拉倒，我不会帮他们做。结果是他们对我的计划都有兴趣。我知道他们对这种基础研究有兴趣，但是没有人做。我只是每个季度给他们一个报告，结果都是发表的。公司不给我钱，我也要做。

刘：请谈谈您的研究？我知道您的研究领域包括高分子物理与化学的内容，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文章，您比较满意的工作与文章是那些？

吴：目前为止，我们做得最好的工作是高分子单链的折叠，这上是高分子物理方面较老的问题。从60年代初期上已经提出，直到70年代实验都无法开展，关注问题的是理论物理学家，最有名的就是莫斯科大学的 Lifshit等人做过理论研究，属于朗道学派；最早开始做实验的是MIT的Tanaka；80年代，我工作的实验室有博士生、博士后做过些工作，始终无法解决单分子链的聚集问题，因为分子内聚集和分子间的聚集两个过程往往同时发生，因此实验都失败了。此前，最好的结果是线团很有限地收缩了15％，理论与实践无法吻合。我到香港后，对智能凝胶收缩有兴趣，我希望一石二鸟，从分子角度研究凝胶收缩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运气却很好，遇到一位很好的学生，现在美国做教授，她不仅勤奋而且聪明，解决了这个问题。30多年来，我们首先从实验证明这个过程是有的，而且解释了过程中的很多现象，于是成了我们经典的工作。

中间有个小插曲，她实验遇到一个与预计完全相反的现象，报告给我，我说这不可能。她没争论，回到实验室继续做，结果还是如此，我也没有办法解释，于是她把结果记在笔记本上。她到美国之后，有一次我看有关蛋白分子的折叠的书，突然想到她的结果实际上跟modern globule有关系，这实际上是单链中新的物理状态，教科书中是没有的，这个状态虽然蛋白中存在，但在高分子中是全新的物理状态，实验上也没有人看到过，我们的文章发表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高分子学界最好的杂志《Macromolecules》的主编Tim Lodge教授称赞此项工作是“a landmark in polymer science”。

我们成功一大半来源于运气，也归功于选题有点特别。此前别人用的都是有机溶剂，我们决定避开油溶性的高分子，因为蛋白可以折叠，是水溶性的。我们采用水溶性的样品，但我们首先解决了很难制备的样品问题。我的优势还是与科大教育有关系，我在科大学的是化学物理，我可以跟化学和物理两类人沟通。我研究的思路都是：找个物理问题，研究它为什么悬而未决；这通常都卡在体系上，因为没有样品，物理学家往往束手无策，我却可以设计这个样品，即使不会做，也可以与人沟通，告诉他怎么做。样品出来后，回过头来在解决这个物理问题。物理学家往往做不了我做的问题；化学家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也没有兴趣。（刘：化学是你解决物理问题的途径？）是的，我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拿到解决物理问题需要的材料。

做研究最可怕的是没有问题。研究问题要么是基础科学问题，要么是应用问题，千万不能在中间！很多人研究的是伪材料、假问题，是为了funding，工业界对这种文章不屑一顾，因为很多研究出发点就不是问题。解决具体问题，一定受到许多的条件限制。打个形象的比喻，给你一间房间，只能在房间里跳舞，出了房间跳舞，毫无意义。比如用昂贵的代价解决一个应用问题没有意义，工业界需要算的是经济成本、原料是否便宜、加工与后处理简便性，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再好也没有意义。许多做化学合成的人，没有问题，满足做新东西，做出来再看这个东西是否有用，这是本末倒置。我们一开始就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合成这个东西，回答好了再去合成。

刘：你强调了几点，其中一点是问题的新颖。（吴：问题不一定要新颖，是真正的问题就行）。您很尊重自己学生的成绩，把成功归功于于学生的勤奋与聪明，那么你给了他什么指导？

吴：具体指导并不多，我只是指了一条路，换个学生可能这条路走不通。

刘：你谈到得高分子折叠和结构生物学界研究的蛋白质折叠是否类似？关系怎样？

吴：类似，但高分子折叠要比蛋白质简单得多，高分子链尤其是均聚物分子之间没有specific interaction，就像蛋白如果只有一个氨基酸，就没有specific interaction。我们最近几年做的是有结构的折叠链，看能不能合成有可控结构的共聚链，这比蛋白还是简单，我们希望往这个方向走。（刘：也就是希望最后能有助于解决蛋白质折叠的机理？）对，希望对蛋白质折叠有一定的贡献，科学院基础局希望让我们和生物学家合作，往蛋白方向移动。我们正在申请四百多万的项目，如果获得批准，我们在科大的实验室将获得一个很好的平台，今后的五年可以安心的做一些事情，不去担心钱，五六个人可以集中精力做这个实验。

刘：这意味着你要在科大呆更多的时间？另外国外大学设立化学物理系的是否很多？

吴：是的，孩子上学之后，我将回科大呆更长时间。国外化学物理系也不多。提到这点，我非常不同意科大学制改革，五年改成四年这是错误的！但现实很无奈，五年学制科大无法招到好的学生，家长不愿意多交一年的学费。科大五年学制强调宽厚的基础，当年我们同时在近代物理系、化学系上课，结果是我们同学中做化学合成、统计物理、化学物理的，什么的都有。

刘：清华大学更早选择学制改革，清华前校长王大中提到，花最长的时间培养最好的学生，并不能证明你拥有最好的效率。

吴：科大与清华培养对象不同，科大培养做研究的科学工作者，科大以前没有工科。清华培养的很多人是到工厂去的。科大学制改革后，我担心科大将失去在基础教育上的特色。以前我可以自豪的讲，我科大数学学三年半、物理学三年半、化学学三年半。以后科大和其他大学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你可能说这些做研究用不上，这些东西很难说是否能用上，关键是系统学习锻炼思维。我出国之后学的是高分子，此前一无所知，但是科大的思维方式让我很快适应。

纳米不应走火入魔

刘：您的研究与纳米有关，科大纳米论文在世界科研机构中排名第二，但是朱校长认为科大有影响的文章还不多。朱校长最近在中科院汇报会表示，科大要坚持“代表作”路线，不求数量，但求有影响的经典代表作。（吴：对）您认为应该如何提到科大纳米走怎样的研究道路才能要涌现更多代表作？

吴：我认为国内研究纳米已经有点走火入魔。纳米很热，很多人都追求在高影响因子杂志上发表文章。但影响因子并不科学，科学的方法是看你的文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多少人引用。影响因子关注的是近两年的引用率，有些文章两年内很热，然后就被遗忘了。有人做过比较，《Science》《Nature》的文章在较长的周期内，单篇文章的平均引用率并不那么高，这有数据支持。朱校长观点非常有道理，我在重点实验室评审会上也提出，重点实验室目标不应该是文章多少，而是今后是否出现中国学派。罗马非一日建成，可以看五十年之后是否出现学派，就像哥本哈根学派。这需要一系列的经典工作、经典文章。中国有多少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派？好像不太多。

刘：您属于科大正在筹建的微尺度物质国家实验室。据说兄弟高校对于唯独科大将拥有两个国家实验室有意见，科大唯有办得最好才能平息这些议论，对这个国家实验室有什么建议？

吴：关键是吸引人回去。因为盖大楼、买仪器，有钱就行了。做工作需要的是人。我理解吸引人才的难度，国外人才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难请回来。

刘：校友推荐我们采访您，因为您回科大任教，报效母校令人敬佩。很多校友对你回科大工作的成功模式感到好奇，因为有些校友回校任教的努力并不成功，您认为科大如何才能吸引更多大海龟回校工作，如何克隆吴奇模式？

吴：这很难说。首先距离是个限制，在美国的校友离得太远了。问题不能亲自指导，工作就很难做，虽然Internet很方便，但实验科学一定要亲手去做。如果不放弃在美国的事业，回国工作很难；我也理解放弃同样困难。其次，心态也很重要，万事开头难，吸引人才的具体工作，校领导没有办法去做，学校可以给一些条件配合，真正想为学校做点事情的人，不会计较这些条件。最糟糕的就是还没工作，就要这要那。不能回来就要当系主任，关系要摆正，只要把事情做好了，什么都会有的。我想回校工作的人才，应该靠实力，做出工作后，支持也会有。

关于我的模式，我在香港，每月回科大，虽然辛苦，但可以做到。我刚到科大。实验室都没有，我并没有等到一切都为我安排好了才开始做，是朱校长借了一间实验室给我，相当长时间里，我只有一间房子，五六个学生，转身都难。我并没有去要去闹。我想这也没有必要，既然回来做事，不应计较太多。相当长时间内，我没有问科大要一分钱，我的经费来自基金委，科学院和外国公司。我向科大索取支持并不多，如果还没有去，就向科大要经费要实验室，我想很难谈。每个地方经费都很紧张，院长可能不好向其他教授交代。我的问题比较好办，我的钱自己弄，从获奖奖金里挪过来。我想科大对我的重视包括经费的支持都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最开始我问科大借的仪器和激光经费都是打借条借的。

刘：有人认为科大学生一代不如一代，有的校友直言不讳的说，我们这代科大学生也只有前20％可以算是国内一流，其他的已经“泯然众人矣”，比别的高校好不到哪儿去。您这些年在科大工作，套用合肥话，对于这代科大学生，可是已经不照了？

吴：不是。我的科大学生，聪明、基础与能力都比我们强。不仅如此，他们在国际上跟同龄人相比，就教育水平、基础知识、聪明程度毫不逊色。可最后为什么成功的人不是很多，他们缺少坚定的志向。

人生观很重要，否则很难成功。事情要做好，可能需要几十年和一辈子，如果没有志向，如何做好？我和科大学生对话时也希望立志。很多学生没有志向，我问学生，你准备干什么？回答：去美国；再问去美国干什么？回答：找份工作，留下去。我可以理解，但用这个做志向，能成功吗？一些在美留学生做的并不是喜欢的事情，这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希望科大学生能够喜欢自己做的事情，可是他们现在缺少喜欢。所以要说一代不如一代，欠缺并不在于聪明，而在于志向。我92年回到香港时，很多人说97年香港回归，还不知道会不会乱呢？同学说我 crazy。我的回答很简单：I know what I want。并不是现在比较顺利，才有此说。即使不顺利，我试过了，不行是我能力不够。没有试过就放弃，我会后悔。

这不是学生的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跟家长都有关系，很多学生选择志愿是家长包办。我和很多同学讲，你们不要把大学当成职业选择，就把它当成教育，心态会正常的多，干扰也会小很多。选择不喜欢的东西，几十年如一日很难坚持下去。我对孩子的选择完全不干预，他们学什么，选什么学校，我完全不干预，他们不来问我，我不问他们。喜欢什么，他们自己最清楚，我怎么知道，怎么干涉？

中国院士仍需努力

刘：中科院院士是中国最高学术荣誉称号，近来院士水平的下降引起一些议论，有些观点认为有些院士水平并不比境外助理教授水平高。您早在1999年已经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这是对您学术水平更为权威的认可。促使您参选院士的原因是什么？院士增选变成竞选也受到关注，请问您递交申报材料之外，是否考虑过想过适当活动以免吃亏？

吴：当选院士后更加自由，我想说什么话就可以说；看到不满意的或有什么想法，顾忌也少了。自由真的很宝贵，可能很多人无法理解。自由并不简单，在公司工作你能随心所欲？除非不想要工作。这就是在大学工作的好处，金不换！有多少人在北美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中科院院士是荣誉，不应和很多东西挂钩，正因为国内院士和太多的利益挂钩，才造成了困扰。整体上说，我认为国外说这种话的人士不太公平。首先，老一辈的科学贡献可能不如美国同行，但他们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为中华民族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否则中国很多学科可能是空白。例如高分子学科许多过世的学者，没有他们，中国当初就没有这个学科。单纯以科学贡献衡量他们不公平。其次，学术条件也不一样。哈佛大学副教授可能比国内很多教授好得多。中国评选院士，要看对中国科研、教育、经济以及国防的贡献，不单是学术水平。这和美国不同，美国评选院士纯粹看学术，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也许不对。我的心中，对那些老一辈科学家充满了尊重，不能以今天的观点看当年，他们当年在国外放弃了多少条件回家，比今天要难得多。今天我们都不愿意放弃条件回家，他们要放弃困难得多。

国内的条件限制，可能国外并不了解，遴选院士只能看学科的相对水平，只要他在国内学科水平是较好的，这无可厚非。在美国也一样，哈佛大学教授水平多高，CalTech化学系不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的都是少数，但不能要求其它美国大学都不选教授了，采取同样标准。

我不否认我们的差别，我很清楚自己的地位，在国际上真正的一流相比，我至多算二流。整体而言，中科院院士和美国科学院以及苏联科学院院士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刘：您曾经送给复旦大学江明教授一个条幅“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把他名字嵌入其中，您的网页上背景也是书法，看来您喜欢书法与文学。您都有那些业余爱好，

吴：那是我是在深圳买的，后来挂在我办公室，发现这里头正好包括他的名字，江明教授到我这里来，我就把这个送给他。我确实喜欢书法，但没有时间去写，如果空闲点，我会捡起来，这跟我在中学工作有关，经常要和学生写横幅、标语和大字报。反正是瞎弄，我很喜欢。我也很喜欢雕刻，家里有全套工具。

你提到江明教授，这是我非常感激的一位老师。江老师对我有长期的帮助和合作，他对我，是良师益友。我很感激他。我们的合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我更看重获得这个奖，这比评选院士要难。这个奖项评选，政治、人事因素相对更少，纯粹是看重工作。

刘：您认为校友基金会和校友应该怎样帮助母校。我知道您曾经提到一些对基金会的看法，包括基金会与建立教授的联系，能否烦请您谈一些这方面的看法？

吴：我知道校友基金会做了很多事情，作为科大校友，我很感谢校友基金会的努力。我知道校友基金会涉及很多奖学金项目。我建议奖学金改成WORK STUDY，教授不能申请，因为他们应该有能力弄到经费。让年轻教师给一个一两张纸，简单介绍计划的科研工作，递交给基金会。基金会给他们一定数目的经费，让他们可以雇一些学生，利用寒暑假机会或者课余时间，做助研获得报酬。钱不能无偿发给学生，不工作拿到钱，他们也不会欣赏。得来不费功夫的东西必然不会珍惜。这样钱即使不多，对年轻老师也有一个支持。中文大学对于年轻教师就有这样的WORK STUDY资金。到实验室去勤工俭学，既解决了贫困学生的问题，也有助于科大科研。在科大我也捐献过一万块钱，给学生做奖学金，我觉得效果不大。

刘：感谢您的建议，基金会有两个类似的项目，青年教师奖是资助正在起步阶段的教师的科研事业。（吴：给个人还是算研究经费？）应该自由支配。（吴：几万人民币实际上不是很大的一个奖励，我的观点还是把这个变成WORK STUDY，效果会更好！）此外，校友基金会曾经推出大学生科研计划。由学生提出一个构想，给他一笔钱资助他们完成这个项目，但这个项目和您谈到很相似，并不成功。（吴：为什么不成功？是不是没有人愿意做？）我不清楚。但我不认为没有人愿意做，因为科大校内有类似的项目例如华为大学生科研实践计划。

吴：我想这个并不麻烦，我想这种计划有吸引力，既可以解决经济困难，又可以学到东西。操作也不麻烦，可以每个口，请一位校友或者教授评审。如果你们相信我，我愿意做化学口的评审。问题是这个钱一定不能白给！校友捐钱我知道确实很不容易。另外奖励给青年教师几万块钱，可能已经不算什么，因为国内工资水平已经上去了。

我们校友基金会不要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请你把我的意见转告，如果需要帮助，我可以提供帮助。

刘：再次感谢在繁忙的日程中您接受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的采访，也祝您的事业更加成功！

吴：谢谢校友基金会为科大所做的贡献！

致谢：感谢773校友孙群博士对采访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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