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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奇教授简介

吴奇,安徽芜湖人。1977年底,时为民办教师的吴奇考入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1980年中国科大设立学生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吴奇是最早摘取“郭奖”的科大学生之一。

1987年,吴奇获得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化学系博士学位;1989年获洪堡研究奖学金,供职于德国BASF公司激光光散射实验室。1992年 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现为化学系化学讲座教授以及物理荣誉教授。1995年,吴奇重归中国科大,在化学物理系建立第二个实验室。吴奇兼任中科院化学所荣誉 研究员。

吴奇擅长借助化学手段,雕刻物理问题。他在中国科大与港中文大学的研究,从实验上实现了高分子链从“线团”到“卷缩球”的构象转变,说明 了这一转变及其逆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并由此发现此过程中“融化球”的物理状态。吴奇系统研究了高分子纳米粒子的形成和稳定机理,提出嵌段共聚物化学反应诱 导自组装的概念。

1996年吴奇获得中国杰出青年基金。 1997年获香港求是基金会《求是》青年学者奖。1999年,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APS Fellow)。2000年香港裘搓基金会《高级研究奖》。2002年,获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奖。2003年,吴奇获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推出《校友风采》访谈,旨在推动科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想交流,分享杰出校友的创业经验,促进科大人的事业成功。《校友风采》所有内容并不代表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观点。

Photo Download: 吴奇在办公室, 吴奇一家踏遍青山 吴奇与研究组成员同上香港马鞍山

       雕刻分子写神奇

     ——高分子科学家吴奇教授专访

              刘志峰(9500)

(根据录音整理,有删节,经吴奇教授审核,标题为编者所加)


刘:吴教授,感谢您接受中国科大海外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 专访,有机会倾听您睿智的见解,我们感到荣幸。

吴:不用客气。

刘:您从18岁开始做中学教师,直到78年进入科大,那个年代您怎么开展教学,有没有一张安静的讲台?

吴:我72年高中毕业,正值邓小平复出,因为安徽中学 教师不够,于是从文革后第一届高中生挑选民办教师,在芜湖从3600名学生挑选了120名左右。这批人考试录取后集中到师范学校强化训练半年多,我在数理 班受训,分去教初三化学。我们遇到最乱的时候,讲台并不安静,学生很闹。74年黄帅就出来了,认为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外语。,但好学生也很多,相当长的时间 内学生们跟我有联系,大学放假回家他们都来看我,一直到我出国联系才中断了。教书对我考上科大很有帮助。很多高中同学成绩很好,到农村呆了几年,很可惜把 知识荒废了。

筚路蓝缕,凿壁借光

刘:你55年出生,是773的老大。80年你获得了首届郭沫若奖学金,证明学习上也是老大。当年77级科大学生中个个能力非凡,您怎么超过所有人?

吴:年龄上我是老大。我这辈子很幸运,小学我上的是试 点班,芜湖只有两个班,课本从北京运过来,数学和语文老师都是最好的特级小学教师,我受到了完整的小学教育^_^。我高中也很幸运,因为科大下迁安徽,占 了合肥师范学院地盘,合师的教师下放到中学。我的化学、语文老师是合肥师院的大学教师,数学老师是安徽师院的老讲师。我运气比较好(笑)。学习上我得益于 自学,我教书时自修过大学化学教材,和小同学相比我相对有些优势。从中学直接过来的自学能力要欠缺些。我算是学习成绩不错,差不多是4.0,记忆中,在科 大的全部考试和测验中,好像没有低于90分,也许忘了考的不好时候。

刘:这可能是很难打破的记录。我注意到您还在很多其它场合提到“成绩归功于科大”,显然您在科大学习与任教的经历是愉快的,能否请您回忆在科大建立实验室开展研究的情况?

吴:我很喜欢科大的环境,文革后国内还很强调政治挂 帅,科大非常宽松,几乎没有政治活动。管理也很宽松,科大老师很年轻,讲课之余也和我们聊天。我们经常到马兴孝等老师家去闲聊,他说话也很风趣,学到不光 是专业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我办公室挂着的条幅“做人,治学二者缺一不可,但首要是做人,其次才是治学”。这句话最早从马老师那儿听到的。

回科大主要是由于俞书勤和何天敬老师(化学物理系系 主任)的帮助和邀请。俞老师时任化学院院长,为化学院发展尽了全力,我相信科大发展史上会留下他的名字。举几个例子:朱校长是俞老师请回来的,他得知朱老 师有意离开大连化物所就积极运作把他请回来。俞老师知道刘有成院士可能回家乡(注:刘有成院士是安徽舒城人),就积极操作。引进人才做起来需要两边沟通, 跑断腿才能做成。要不是俞老师的帮助,我不一定能回来。十年前,内地还有很多麻烦手续,我在香港也刚刚起步,压力很大。我没有精力面对的事,俞老师都帮我 做了。杰出青年基金申请书,都是俞老师帮我弄的,包括打字。科大的房子,何天敬老师和他夫人张老师帮我购置家具、床和其它很多东西,还有其他老师,年轻的 何卫东和梁好均老师以及学生们也帮了我很多。我真的很感激他们。学校给了很大支持,我没有实验室,朱校长从他实验室借了间房子给我;我没有钱买激光,用的 是他的激光。我起步完全靠他们支持。今天我实验室条件很好,无论是实验室面积、设备都要比香港好一倍以上。

刘:地方比香港大,这很容易想象,但设备也更好么?

吴:很多人都不容易想象,事实上香港条件很受限制,这 绝非我个人情况。如今香港高校跟国内比没有优势了,仪器设备不比国内强,学生素质,香港永远比不上国内,就像如果科大只能在合肥招生,肯定要完蛋。我在香 港实验室只有90平方米,科大给了我近200平方米。目前香港唯一优势就是这批教师,比国内平均水平高,

刘:虽然有条件限制,但香港高校一直以高薪吸引优秀教授上钩,很多人发现港元魅力无法抗拒。

吴:这是十年前的事实,这两年工资削减10%,此外很多福利砍掉了,包括住房和教育补贴。在香港没有住房补贴,工资再高也没有用。香港不再能吸引好人才,靠的是以前的人才,这些人不走,香港高校将还有十到十五年的时间,以后就会有危机。

刘:90年代港科大与港中文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神话,这两所据说要合并成“Chinese Univ.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大学。虽然您不看好将来,但香港高校曾经的辉煌,除了高薪吸引人才,有什么指得国内高校借鉴之处?

吴:关键就是在92年以后这十几年吸引了人才。我很幸 运,经历了这个过程。香港从九十年代才有基金,我跟着这个过程起来,看得很清楚。除此之外,我们从来都没有很多钱,从来没有。过去五年国内已经迎头赶上, 吸引力已经大了,不够的地方在于工资水平较低。香港高校崛起确实在于福利高,各种补贴占到工资的50%。

我刚在南京参加国家重点实验室复评,发现99至03 年这五年国内实验室突飞猛进,文章数目上了一个平台,再多也没有意思了,这些实验室SCI文章都是500多篇,每年100多篇,国际一流杂志文章差不多也 是一年20篇左右。后退五年看,所有实验室几乎都很少,一流杂志上文章更是没有。这个进步确实惊人,

刘:您在国内研究已经顺利开展了几年,也当选院士,既然国内条件突飞猛进,您会不会全职回国工作?

吴:有可能。我初步设想是孩子大学毕业之后。我想五年左右会做最后决定。

刘:很有可能是科大吗?(吴:对。)我想科大期待着您。

吴:当时我回科大条件并不太好,关键要看学校、学院领 导是不是从学校发展考虑。如果领导只关心自己实验室、自己的方向,那事情就麻烦了。院长、系主任需要考虑的是整个学院和系,校长考虑的是整个学校。像俞老 师把我们请回去,和他的研究没有任何关系:刘有成教授做有机合成;朱清时教授做选键;我做高分子物理。他把我们这些人弄回去还不是为了学校?如果不这样考 虑,我看会有问题,就是在的人也会走。

家在石溪

刘:您是82年到美国留学,作为大陆文革后最早赴美的本科毕业生之一,您能否介绍您在石溪求学的情况?

吴:我在石溪七年,那就像我第二个家乡,我太太也在那念书,两个孩子都在那里出生,对石溪的感情,我无法形容。但跟科大比,印象却不比科大深,因为做研究忙忙碌碌,很快过去了。

在石溪念书时,阴错阳差学到这一行。赴美前我学化学物 理,高分子一个字都没有学过,来了之后开始想学氮化学,我们真的是想回国,我不是说大道理,我真的是想学完了就回国。后来发生其他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有机会和去年拿诺贝尔奖的劳特玻做研究,但他做核磁共振,设备要100万美元,1982年,这在中国是天文数字,我想跟他学了之后,回国我什么也做不 成!于是放弃,准备学氮化学,这种经典方向只要有玻璃、管道就可以了。朱鹏年教授(Benjamin CHU)当时是系主任,找我谈话提醒我这个题目太老,希望我仔细考虑,我曾想选分子光谱,最后选朱先生做导师,这是歪打正着,因为他的东西介于化学和物理 之间。朱先生和学生们都知道我一直要回去。我们有次在朱先生家吃饭还争起来了。朱先生为我说了一句话:”爱国主义并没有错“。毕业后导师留我做博士后,这 很少见,因为一般不在本校做博士后,我也愿意留一段,因为太太还没有毕业。我做了两年的博士后,朱先生对我说要回国可以先申请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我们无 法预见今天,以为回国后到欧洲机会很少,所以我想回国前先去德国呆一年。我离开美国前,朱先生特地请我吃了饭,他说,“实验室的门,永远对你打开;要是回 国不顺利,你随时可以回来”。他的话我记得很清楚,但心里并没打算再回去。

十年风雨,回国路漫漫

刘:您曾经在德国BASF公司工作过,这对您今后研究有何影响?促使您回到学术界的原因是什么?

吴:为什么要回到学术界的问题,是因为我不想做完全应 用的问题,回到学术界我可以做基础研究,以及那些来自应用中的基础问题。我以洪堡研究员身份去公司,可能是洪堡研究员中唯一为公司工作的。我很感谢我的洪 堡研究导师Dieter Horn博士 ,他是部门主管,是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后,以前做的就是我这一行,对我非常关心。在公司经常都要写报告,我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写作不多,他还常常帮我修 改报告的英文。很不幸的是他去年去世了。我将终生记住他给过我的帮助和鼓励。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运气很好,尽遇到好人。

我1989年5月30号离开北京,刚到德国还在旅馆 我就听到电台新闻,知道北京出事了,看了电视我才相信。我并没有想一年后不回国,但年底发现调子有些不太对,只能推迟回国,想返回美国,但是公司对我说, 如果你要回家,我们不阻挡;如果回美国,为什么不留在我们这里工作呢?我认为德国工作签证非常难拿,或许比美国要难拿十倍(现在容易些),他们回答,那是 公司的事情,就帮我办工作签证。公司说这个位置的人才整个欧共体找不到,甚至准备好了,要把官司打到联邦法庭。

这中间有个插曲,公司董事会成员约见我,我们级别相 隔四层。我的组长在公司十三年,从来没有和董事单独谈话。这次谈话让整个部门和组里都非常紧张,我要出了漏子,他们脸上没光。当时我差不多是他们整个研究 部门,1000多个博士中唯一正式雇佣的东方人,董事会不太理解部门为什么要雇佣一个中国人。德国和美国不一样,进公司后通常不能解雇,所以非常谨慎,最 后董事会对我还算满意。公司人事部门研究人员主管见我,也觉得手续很难,想钻一个空子,因为当时德国政府给中国学生“六四”特殊签证,如果走这条路,签证 会很好办。我一下子给他顶回去了。不是跟爱不爱国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他冒犯了我,我原话是“You have a job open。 I think I am the best person to fit the job. You only need to concern whether I am the best to fit the job. Whatever happened in China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y job application”。他下不了台打圆场说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就好,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工作,跟政治没有关系,您只要考虑我是否称 职。

在公司里我很幸运,我的小组和部门两级主管,原来都 是从我这个位置晋升的,作为同行,他们欣赏我的工作。如果管理层不是你这一行的,你做得好他不知道,想表扬你都不知道如何做,因为他不懂。这已经是最好的 状况,如果他不懂,还要指挥人,那你只好受罪。我想今天在公司工作的许多同学们一定在这一方面感触良深。我的两个经理都很懂我这行,我能做出来的东西,他 们做不出来,他们心里有数。他们对我很好。工资也很高。连续两年的晋升,我都是最高的一等。我跟他们像朋友一样,离开BASF时,我告诉他们,我想抱怨都 找不到理由。离开时。他们也很理解支持。按照公司规定,我要提前两个季度通知。虽然我非正式的打了招呼,但我提前两个月才拿到签证,他们批准了我的辞职。 他们其实正需要人,离开两年之后我回到公司,我的办公桌、电话都仍还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他们当时完全可以卡我,从这个角度,我很感激他们。我离开的道 理很简单:我不能接受一辈子给别人做事这一事实。

刘:所以香港只是你回国的一个跳板而已?

吴:当时这是最好的compromise。人不是生活 在真空,我有两个孩子,我希望他们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如果在德国长大,从思维到语言,他们会成为完全的德国人;在美国也一样。但别人还把你看成中国 人。我不希望这样,你说我不是美国人,我丝毫不委屈,我本来就是中国人。孩子不这样看,他会觉得我在这里长大,为什么不是美国人?我现在发现当初设想的效 果达到了。

我想广义和狭义上都为自己工作。广义上说,是在这块 自己的土地上,我很感激我的太太。不是她支持的话,我也很难回来。你知道很多人不能回来,是因为(刘:太太不乐意)。我太太很理解我,她说:“我知道你不 回去,死不瞑目,与其如此,不如我们回去”。(刘:所以你太太做了很大的牺牲?)也不是很大,如果不是我,她回国愿望不是那么强烈,因为她家里受过迫害。 她运气也不错,很快就在中大找到一年的教师的位置,第二年就在浸会大学找到教职。这里,我们还要谢谢中大化学系许多同事,特别是黄乃正和欧阳植勤教授的帮 助。

刘:如果没有那年的风波,你是不是回了大陆?

吴:出事之前我就到科大、北大、中科院化学所参观,安 排了报告。结果报告全部取消了。当时我在芜湖老家,同学告诉我,火车不通了,因为学生强行上车。我赶快买飞机票,乘飞机从南京飞北京,我父母在北京送走 我,就不能回南京,因为出事了。否则我真的回去了,十有八九回了化学所。(刘:你是化学所的荣誉研究员)。对,他们请我时,我并没有评上院士。我感到受宠 若惊。

刘:作为亲历那段风雨飘摇岁月的人,你怎么看待那年的风波?

吴:很多在外面的人并不了解此事,我回京之前在芜湖, 政府全部瘫痪,完全不管事,大家都不知道北京会怎么样。很多人在街上辩论,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因为文革开始就是这么样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遇到一块 就开始辩论。我在工人俱乐部门口,看到有人有不同意见,有学生就打他,不能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当时民主搞得有点偏了,我个人观点是事情不应该弄到不可收拾 的地步!但到了最后,已经没有选择。

研究是房间里的舞蹈

刘:工业界有人认为即使是有名望的教授中,都有一半满足于找一种高分子材料,有些自圆其说的优点,对于实用性、可制造性以及成本毫不在乎,您如何看待研究的应用性背景?

吴:你的问题很好,我在工业界工作了三年,完全不是浪 费。这开阔了我的眼界,拓宽了我的知识面。BASF公司有三千多种产品,从化妆品、仪器、药品,我都接触过。我回到学术界之后,我选题和纯粹学术界教授不 一样,我还是有兴趣做些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回科大后,BASF公司一直对我的项目有兴趣,先后给了我接近两百万的支持。(刘:你给他们什么回报吗?) 很多人是帮公司做事情。我倒过来,我只是把我的研究计划给他们看,如果有兴趣,就给钱;没有兴趣拉倒,我不会帮他们做。结果是他们对我的计划都有兴趣。我 知道他们对这种基础研究有兴趣,但是没有人做。我只是每个季度给他们一个报告,结果都是发表的。公司不给我钱,我也要做。

刘:请谈谈您的研究?我知道您的研究领域包括高分子物理与化学的内容,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文章,您比较满意的工作与文章是那些?

吴:目前为止,我们做得最好的工作是高分子单链的折 叠,这上是高分子物理方面较老的问题。从60年代初期上已经提出,直到70年代实验都无法开展,关注问题的是理论物理学家,最有名的就是莫斯科大学的 Lifshit等人做过理论研究,属于朗道学派;最早开始做实验的是MIT的Tanaka;80年代,我工作的实验室有博士生、博士后做过些工作,始终无 法解决单分子链的聚集问题,因为分子内聚集和分子间的聚集两个过程往往同时发生,因此实验都失败了。此前,最好的结果是线团很有限地收缩了15%,理论与 实践无法吻合。我到香港后,对智能凝胶收缩有兴趣,我希望一石二鸟,从分子角度研究凝胶收缩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运气却很好,遇到一位很好的学生,现在 美国做教授,她不仅勤奋而且聪明,解决了这个问题。30多年来,我们首先从实验证明这个过程是有的,而且解释了过程中的很多现象,于是成了我们经典的工 作。

中间有个小插曲,她实验遇到一个与预计完全相反的现 象,报告给我,我说这不可能。她没争论,回到实验室继续做,结果还是如此,我也没有办法解释,于是她把结果记在笔记本上。她到美国之后,有一次我看有关蛋 白分子的折叠的书,突然想到她的结果实际上跟modern globule有关系,这实际上是单链中新的物理状态,教科书中是没有的,这个状态虽然蛋白中存在,但在高分子中是全新的物理状态,实验上也没有人看到 过,我们的文章发表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高分子学界最好的杂志《Macromolecules》的主编Tim Lodge教授称赞此项工作是“a landmark in polymer science”。

我们成功一大半来源于运气,也归功于选题有点特别。 此前别人用的都是有机溶剂,我们决定避开油溶性的高分子,因为蛋白可以折叠,是水溶性的。我们采用水溶性的样品,但我们首先解决了很难制备的样品问题。我 的优势还是与科大教育有关系,我在科大学的是化学物理,我可以跟化学和物理两类人沟通。我研究的思路都是:找个物理问题,研究它为什么悬而未决;这通常都 卡在体系上,因为没有样品,物理学家往往束手无策,我却可以设计这个样品,即使不会做,也可以与人沟通,告诉他怎么做。样品出来后,回过头来在解决这个物 理问题。物理学家往往做不了我做的问题;化学家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也没有兴趣。(刘:化学是你解决物理问题的途径?)是的,我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拿到解决物 理问题需要的材料。

做研究最可怕的是没有问题。研究问题要么是基础科学 问题,要么是应用问题,千万不能在中间!很多人研究的是伪材料、假问题,是为了funding,工业界对这种文章不屑一顾,因为很多研究出发点就不是问 题。解决具体问题,一定受到许多的条件限制。打个形象的比喻,给你一间房间,只能在房间里跳舞,出了房间跳舞,毫无意义。比如用昂贵的代价解决一个应用问 题没有意义,工业界需要算的是经济成本、原料是否便宜、加工与后处理简便性,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再好也没有意义。许多做化学合成的人,没有问题,满足做新 东西,做出来再看这个东西是否有用,这是本末倒置。我们一开始就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合成这个东西,回答好了再去合成。

刘:你强调了几点,其中一点是问题的新颖。(吴:问题不一定要新颖,是真正的问题就行)。您很尊重自己学生的成绩,把成功归功于于学生的勤奋与聪明,那么你给了他什么指导?

吴:具体指导并不多,我只是指了一条路,换个学生可能这条路走不通。

刘:你谈到得高分子折叠和结构生物学界研究的蛋白质折叠是否类似?关系怎样?

吴:类似,但高分子折叠要比蛋白质简单得多,高分子链 尤其是均聚物分子之间没有specific interaction,就像蛋白如果只有一个氨基酸,就没有specific interaction。我们最近几年做的是有结构的折叠链,看能不能合成有可控结构的共聚链,这比蛋白还是简单,我们希望往这个方向走。(刘:也就是希 望最后能有助于解决蛋白质折叠的机理?)对,希望对蛋白质折叠有一定的贡献,科学院基础局希望让我们和生物学家合作,往蛋白方向移动。我们正在申请四百多 万的项目,如果获得批准,我们在科大的实验室将获得一个很好的平台,今后的五年可以安心的做一些事情,不去担心钱,五六个人可以集中精力做这个实验。

刘:这意味着你要在科大呆更多的时间?另外国外大学设立化学物理系的是否很多?

吴:是的,孩子上学之后,我将回科大呆更长时间。国外 化学物理系也不多。提到这点,我非常不同意科大学制改革,五年改成四年这是错误的!但现实很无奈,五年学制科大无法招到好的学生,家长不愿意多交一年的学 费。科大五年学制强调宽厚的基础,当年我们同时在近代物理系、化学系上课,结果是我们同学中做化学合成、统计物理、化学物理的,什么的都有。

刘:清华大学更早选择学制改革,清华前校长王大中提到,花最长的时间培养最好的学生,并不能证明你拥有最好的效率。

吴:科大与清华培养对象不同,科大培养做研究的科学工 作者,科大以前没有工科。清华培养的很多人是到工厂去的。科大学制改革后,我担心科大将失去在基础教育上的特色。以前我可以自豪的讲,我科大数学学三年 半、物理学三年半、化学学三年半。以后科大和其他大学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你可能说这些做研究用不上,这些东西很难说是否能用上,关键是系统学习锻炼思 维。我出国之后学的是高分子,此前一无所知,但是科大的思维方式让我很快适应。

纳米不应走火入魔

刘:您的研究与纳米有关,科大纳米论文在世界科研机构中排名第二,但是朱校长 认为科大有影响的文章还不多。朱校长最近在中科院汇报会表示,科大要坚持“代表作”路线,不求数量,但求有影响的经典代表作。(吴:对)您认为应该如何提 到科大纳米走怎样的研究道路才能要涌现更多代表作?

吴:我认为国内研究纳米已经有点走火入魔。纳米很 热,很多人都追求在高影响因子杂志上发表文章。但影响因子并不科学,科学的方法是看你的文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多少人引用。影响因子关注的是近两年的引用 率,有些文章两年内很热,然后就被遗忘了。有人做过比较,《Science》《Nature》的文章在较长的周期内,单篇文章的平均引用率并不那么高,这 有数据支持。朱校长观点非常有道理,我在重点实验室评审会上也提出,重点实验室目标不应该是文章多少,而是今后是否出现中国学派。罗马非一日建成,可以看 五十年之后是否出现学派,就像哥本哈根学派。这需要一系列的经典工作、经典文章。中国有多少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派?好像不太多。

刘:您属于科大正在筹建的微尺度物质国家实验室。据说兄弟高校对于唯独科大将拥有两个国家实验室有意见,科大唯有办得最好才能平息这些议论,对这个国家实验室有什么建议?

吴:关键是吸引人回去。因为盖大楼、买仪器,有钱就行了。做工作需要的是人。我理解吸引人才的难度,国外人才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难请回来。

刘:校友推荐我们采访您,因为您回科大任教,报效母校令人敬佩。很多校友对你回科大工作的成功模式感到好奇,因为有些校友回校任教的努力并不成功,您认为科大如何才能吸引更多大海龟回校工作,如何克隆吴奇模式?

吴:这很难说。首先距离是个限制,在美国的校友离得太 远了。问题不能亲自指导,工作就很难做,虽然Internet很方便,但实验科学一定要亲手去做。如果不放弃在美国的事业,回国工作很难;我也理解放弃同 样困难。其次,心态也很重要,万事开头难,吸引人才的具体工作,校领导没有办法去做,学校可以给一些条件配合,真正想为学校做点事情的人,不会计较这些条 件。最糟糕的就是还没工作,就要这要那。不能回来就要当系主任,关系要摆正,只要把事情做好了,什么都会有的。我想回校工作的人才,应该靠实力,做出工作 后,支持也会有。

关于我的模式,我在香港,每月回科大,虽然辛苦,但 可以做到。我刚到科大。实验室都没有,我并没有等到一切都为我安排好了才开始做,是朱校长借了一间实验室给我,相当长时间里,我只有一间房子,五六个学 生,转身都难。我并没有去要去闹。我想这也没有必要,既然回来做事,不应计较太多。相当长时间内,我没有问科大要一分钱,我的经费来自基金委,科学院和外 国公司。我向科大索取支持并不多,如果还没有去,就向科大要经费要实验室,我想很难谈。每个地方经费都很紧张,院长可能不好向其他教授交代。我的问题比较 好办,我的钱自己弄,从获奖奖金里挪过来。我想科大对我的重视包括经费的支持都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最开始我问科大借的仪器和激光经费都是打借条借的。

刘:有人认为科大学生一代不如一代,有的校友直言不讳的说,我们这代科大学生也只有前20%可以算是国内一流,其他的已经“泯然众人矣”,比别的高校好不到哪儿去。您这些年在科大工作,套用合肥话,对于这代科大学生,可是已经不照了?

吴:不是。我的科大学生,聪明、基础与能力都比我们强。不仅如此,他们在国际上跟同龄人相比,就教育水平、基础知识、聪明程度毫不逊色。可最后为什么成功的人不是很多,他们缺少坚定的志向。

人生观很重要,否则很难成功。事情要做好,可能需要几 十年和一辈子,如果没有志向,如何做好?我和科大学生对话时也希望立志。很多学生没有志向,我问学生,你准备干什么?回答:去美国;再问去美国干什么?回 答:找份工作,留下去。我可以理解,但用这个做志向,能成功吗?一些在美留学生做的并不是喜欢的事情,这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希望科大学生能够喜欢自己做的事情,可是他们现在 缺少喜欢。所以要说一代不如一代,欠缺并不在于聪明,而在于志向。我92年回到香港时,很多人说97年香港回归,还不知道会不会乱呢?同学说我 crazy。我的回答很简单:I know what I want。并不是现在比较顺利,才有此说。即使不顺利,我试过了,不行是我能力不够。没有试过就放弃,我会后悔。

这不是学生的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跟家长都有关 系,很多学生选择志愿是家长包办。我和很多同学讲,你们不要把大学当成职业选择,就把它当成教育,心态会正常的多,干扰也会小很多。选择不喜欢的东西,几 十年如一日很难坚持下去。我对孩子的选择完全不干预,他们学什么,选什么学校,我完全不干预,他们不来问我,我不问他们。喜欢什么,他们自己最清楚,我怎 么知道,怎么干涉?

中国院士仍需努力

刘:中科院院士是中国最高学术荣誉称号,近来院士水平的下降引起一些议论,有 些观点认为有些院士水平并不比境外助理教授水平高。您早在1999年已经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这是对您学术水平更为权威的认可。促使您参选院士的原因 是什么?院士增选变成竞选也受到关注,请问您递交申报材料之外,是否考虑过想过适当活动以免吃亏?

吴:当选院士后更加自由,我想说什么话就可以说;看到不满意的或有什么想法,顾忌也少了。自由真的很宝贵,可能很多人无法理解。自由并不简单,在公司工作你能随心所欲?除非不想要工作。这就是在大学工作的好处,金不换!有多少人在北美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中科院院士是荣誉,不应和很多东西挂钩,正因为国内院 士和太多的利益挂钩,才造成了困扰。整体上说,我认为国外说这种话的人士不太公平。首先,老一辈的科学贡献可能不如美国同行,但他们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 才,为中华民族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否则中国很多学科可能是空白。例如高分子学科许多过世的学者,没有他们,中国当初就没有这个学科。单纯以科学贡献衡量他 们不公平。其次,学术条件也不一样。哈佛大学副教授可能比国内很多教授好得多。中国评选院士,要看对中国科研、教育、经济以及国防的贡献,不单是学术水 平。这和美国不同,美国评选院士纯粹看学术,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也许不对。我的心中,对那些老一辈科学家充满了尊重,不能以今天的观点看当年,他们当年 在国外放弃了多少条件回家,比今天要难得多。今天我们都不愿意放弃条件回家,他们要放弃困难得多。

国内的条件限制,可能国外并不了解,遴选院士只能看学科的相对水平,只要他在国内学科水平是较好的,这无可厚非。在美国也一样,哈佛大学教授水平多高,CalTech化学系不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的都是少数,但不能要求其它美国大学都不选教授了,采取同样标准。

我不否认我们的差别,我很清楚自己的地位,在国际上真正的一流相比,我至多算二流。整体而言,中科院院士和美国科学院以及苏联科学院院士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

刘:您曾经送给复旦大学江明教授一个条幅“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把他名字嵌入其中,您的网页上背景也是书法,看来您喜欢书法与文学。您都有那些业余爱好,

吴:那是我是在深圳买的,后来挂在我办公室,发现这里 头正好包括他的名字,江明教授到我这里来,我就把这个送给他。我确实喜欢书法,但没有时间去写,如果空闲点,我会捡起来,这跟我在中学工作有关,经常要和 学生写横幅、标语和大字报。反正是瞎弄,我很喜欢。我也很喜欢雕刻,家里有全套工具。

你提到江明教授,这是我非常感激的一位老师。江老师对我有长期的帮助和合作,他对我,是良师益友。我很感激他。我们的合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我更看重获得这个奖,这比评选院士要难。这个奖项评选,政治、人事因素相对更少,纯粹是看重工作。

刘:您认为校友基金会和校友应该怎样帮助母校。我知道您曾经提到一些对基金会的看法,包括基金会与建立教授的联系,能否烦请您谈一些这方面的看法?

吴:我知道校友基金会做了很多事情,作为科大校友,我 很感谢校友基金会的努力。我知道校友基金会涉及很多奖学金项目。我建议奖学金改成WORK STUDY,教授不能申请,因为他们应该有能力弄到经费。让年轻教师给一个一两张纸,简单介绍计划的科研工作,递交给基金会。基金会给他们一定数目的经 费,让他们可以雇一些学生,利用寒暑假机会或者课余时间,做助研获得报酬。钱不能无偿发给学生,不工作拿到钱,他们也不会欣赏。得来不费功夫的东西必然不 会珍惜。这样钱即使不多,对年轻老师也有一个支持。中文大学对于年轻教师就有这样的WORK STUDY资金。到实验室去勤工俭学,既解决了贫困学生的问题,也有助于科大科研。在科大我也捐献过一万块钱,给学生做奖学金,我觉得效果不大。

刘:感谢您的建议,基金会有两个类似的项目,青年教 师奖是资助正在起步阶段的教师的科研事业。(吴:给个人还是算研究经费?)应该自由支配。(吴:几万人民币实际上不是很大的一个奖励,我的观点还是把这个 变成WORK STUDY,效果会更好!)此外,校友基金会曾经推出大学生科研计划。由学生提出一个构想,给他一笔钱资助他们完成这个项目,但这个项目和您谈到很相似, 并不成功。(吴:为什么不成功?是不是没有人愿意做?)我不清楚。但我不认为没有人愿意做,因为科大校内有类似的项目例如华为大学生科研实践计划。

吴:我想这个并不麻烦,我想这种计划有吸引力,既可 以解决经济困难,又可以学到东西。操作也不麻烦,可以每个口,请一位校友或者教授评审。如果你们相信我,我愿意做化学口的评审。问题是这个钱一定不能白 给!校友捐钱我知道确实很不容易。另外奖励给青年教师几万块钱,可能已经不算什么,因为国内工资水平已经上去了。

我们校友基金会不要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请你把我的意见转告,如果需要帮助,我可以提供帮助。

刘:再次感谢在繁忙的日程中您接受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的采访,也祝您的事业更加成功!

吴:谢谢校友基金会为科大所做的贡献!

致谢:感谢773校友孙群博士对采访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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